四十年名家访谈系列

　　1978年2月，春节过后的一天，云低气晦，太阳无力但有些温度，我张望着走进西北大学。

　　在报到的地方，我见到很多“来非常奇怪”的同学：有十岁，和我一样大的，也有三十多岁甚至带着孩子的；有来自农村穿着黑棉袄的，也有穿着军装的……和这样一群个性迥异的人一起报到，并且即将要成为同学，我感觉到有些紧张，有些新奇，也有些期待。

　　记得大家聚集在几张纸前面签名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人挤进来，报到的老师跟他说签完字要交钱，他手一摆，说：“老师，我哪儿有钱，这条命都是刚捡回来的。”他瘦瘦的，个子不高，穿着棉袄，腰上还扎着一根绳子，但说着一口标准的话。我对这个看起来像农民却说话带着京腔的同学充满了好奇，就在一边悄悄关注着他。

　　后来我知道他是从来的知青，在1974年那个大家已经不那么积极下乡的日子里，他带着一帮人去延安插队，还写了一篇很重要的宣言文章发表在《》。那时候人的积极性超出现在人们的想象，主动要求去。即使刚刚经历了延安的一场特大洪水，差点被水冲走，他还能读书。

　　就这样，我开始了后第一届（77级）的大学生活。天慢慢暖和起来，人们的心思也逐渐苏醒。在学校，我听到了许多以前没有听说过的事情，见到了之前听说但被认为是甚至是不耻的事情，比如学校里竟然不放歌曲，开始放软软绵绵的港台歌曲，我看到那些自信、英俊的同学们在简陋的食堂里兴奋地跳着交际舞。这些音乐听起来不那么有力量，大家伸着懒腰，走着摇摇晃晃的步子，这种情景似乎缺少了时代雄赳赳、气昂昂的。

　　很快就到了 1978 年的年底，中央在开了一个重要会议，也就是后来人们常常提起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做出了关于国家发展的重要决定，这个决定改变了当时学校的学习、生活氛围，改变了我们学习的焦点和未来要去的地方，也改变了中国这四十年的发展方向。这个决定就是明确结束“”时代，要将党的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上来。越到后来，人们越觉得这个决定之重要、之正确。因为新的时代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让社会有了秩序和法制，让国际社会开始尊重我们。

　　当我在西安遥望着的时候，这个时代就这样不知不觉地开始了。人们的胆子似乎也变大了，对过去的痛苦有了更多的检讨，也出现了一批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比如小说《伤痕》《班主任》，话剧《于无声处》。这一系列作品检讨了此前“”十年的荒诞日子里因为斗争发生过的人与人之间的，重新把社会斗争使人性扭曲和对心灵的戕害等生活的记忆倾泄出来。

　　这段日子，人们不断地检讨，然后，把过去埋在心里的不满、痛苦、愤懑都出来。这个时期后来被称为“解冻时期”。其实在斯大林去世以后，前苏联也有一些“解冻文学”。而中国这个时候的“解冻文学”就叫“伤痕文学”。

　　光有伤痕和解冻还不够，我们还要找到方向。于是在学校墙壁的公示栏里出现了很多从传来的诗歌，而且作品不断地更换。的知青同学经常聚在一起写诗、朗诵，也举办活动他们的作品。那时候，我知道了北岛，知道了《回答》，也被那句“是者的通行证，高贵是高贵者的墓志铭”触动，潜意识里想把旧时代钉在悲剧和耻辱。

　　这期间，星星画派和一些艺术家也开始，在学校的墙壁上我看到王广义、方力钧等画家的作品，这些都让我们思考，过去的时代到底把我们钉在一个什么样的？我 20 多岁的心灵就埋下了这样的思考，也让我认识到新时代的必要。

　　春天里，市面上也变得起来，人们偷偷在宿舍里看起之前的“”，公开讨论着青春的问题。当时大家传递着一本《青春心理学》，每天晚上在宿舍轮流读，里面还有性的话题。这样的事情在过去完全不敢想象，我感觉一切从冬天变成了春天，温暖重新洋溢在每个人的脸上，我的内心也散发出更多活力。

　　在这种氛围的感染下，学校里的同学们变得活跃起来，积极思考，随之出现了一批一批的小团体。中文系就办了文学刊物《希望》，毕竟我们不能停留在伤痕当中，接下来最重要的是追求希望，我们希望什么，想要去哪儿，想看见什么，想和什么人交往，我们的未来到底在哪里？这一切都凝聚在希望里。

　　《希望》在校园里流传很广，极大地激励了我，一些很出色的同学，他们当时的表现至今都深刻地留在我的记忆中。《希望》的确让我们感觉到要从伤痕和解冻中走出来，让我们觉得今天应该是有希望的今天。当时我所在的经济系也印刻了一本小，叫做《经济初学》。更重要的是，武汉大学、大学等很多大学的经济系，都开始通过这种传统油印的刊物交流起关于经济发展的想法。

　　大学的日子很快在检讨过去、徘徊今天、追求希望中结束了。那是 1982 年，知识青年回城让城市的就业压力非常大。针对这个问题，我开始用从经济学中学到的点滴，用非传统的方法寻求解决方案，这个研究也是我当时的毕业论文。

　　毕业后，我的同学们相继安排在里的经济、党政等各种部门，我则考上了中央党校的研究生。那时中央党校常神圣的理论，于是我在心里给自己定了一个小目标：作为党的理论工作者，要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性。

　　在这段让我感觉稳定的学习和工作的日子里， 突然间又出现了一种强劲的声音。农村的呼声过后，1984 年起开始谈城市，1987 年又谈体制。我一如既往地充满了兴奋，不安分于平淡地在书斋里看书、研究和思考，更希望与现实中的变化有所联系，所以一毕业就主动要求带职下放，到最底层的生活当中去体验。于是我到了武汉搪瓷工厂做党办的副主任，之后又进武汉市经委，在综合处任副处长。

　　从工厂到经委，我每天都体会着工厂的细微变化，同时观察、记录每个细节。比如在工厂里到底是说了算还是厂长说了算。工厂是一个风风火火的老干部，她见我读书看报，每次讨论事情时总是跟我说：“不读书，不看报，照样作报告。”我发现那就是她一生的工作方式，每次报告只要念几个经典的，就可以永远当好这个。我当时不以为然。可是她太会讲了，每次让我讲三四条记下后她就可以做报告。但是我当时依然认为，痰盂、搪瓷盆这些产品不是讲出来的，是做出来的。而厂长就是这样一个实干型的技术干部，大学毕业以后来到这里。我还记得他总跟我讲，“事儿（产品）要做实做透，要学会算账。”

　　在这种纠结当中，我内心产生了一种微妙的变化，开始研究当中可能会遇到的一些现实问题。很凑巧，当时又有一批青年理论研究者出现，有武汉的“青年论坛”，也有的中青年研究、体改所、发改所、青年经济学会，我自然很积极地去跟这些先进联系，参加他们的活动，内心的一如现在创业者。

　　在这种澎湃的思考中，我地捧读《未来》丛书，原界这么大，原来罗马俱乐部在研究未来， 还有“增长的极限”等等这样的新词。我一下子顿悟，要解决中国的问题需要这么大的一个思考背景。我很受感染，开始积极地给，同时在中青年论坛等论坛表达自己的看法。

　　在思想解放的那个时期，也有各种经济的会议。比如1984年9月莫干山会议上出现了“价格双轨制”的意见，这对经济有很大的影响。在1989年4月京丰宾馆的一次会议上，我也不满足于只是一个旁听者，最后成为了组委会的副主任，这之后还当上了青年经济学会的宣传部长。就这样，我从学习研究，参与到研究的活动中。后来又开始参与讨论体制，和迟福林、李永春几个同学一起编撰一整套体制的丛书。

　　那时候我的一位领导对我们提出了一个非常清晰的要求，“理论对策化，对策政策化”，同时完成“学者幕僚化，幕僚官僚化”的身份。我一下明白原来这就是我未来的人生。照这一要求我不能仅仅是一个书生，也不仅仅是理论的后备人员，而应该真正参与到社会的当中。从此我逐渐走到了宽广的社会中来了。

　　在那段岁月里，我就这样被推动着，的潮流也把我从一个研究者，“”成了一个在现实中不断探讨答案、试图推动变革并身体力行的年轻人。

　　“被”以后，我变得更有，似乎面前的方向更清晰，道也更加宽广。但万万没想到的是麻烦也更多了，终于有那么一天，我被“改”到不得不搭上往前疾驶的列车，甩到一个空阔的荒地上，坠落到一个新的海洋里，这个海洋就是市场经济。我要做的事情也更直接，创办企业，为自己谋生，并且努力不被淹死。我们还要在新的海洋里造一条船，继续与陆地上的一起被、被推动、被前进、被追求希望。

　　因为客观的变化，我一度陷入、迷茫，停在原地四处张望。可是要，要等待下一个时机，我没有选择地去了一家民营企业讨饭吃。落定之后，我又琢磨起自己的发展和前程，想找到一个新的方向。

　　在这期间，原来在体制内研究的伙伴先后出来，要么跟我一样在民营企业打工，要么自己做个小买卖勉强维持生计，也有几人投奔到我所在的民营企业。在来之前，他们也尝试过好几个事情。最后，我们决定共同办一家万通事务代理所，帮别人解决事情，有点像王朔小说《顽主》中的“三T公司”（T就是替）。这也是万通的由来，就是什么事儿都能办。后来，我和王功权、王启富、刘军一起商量，写了章程，拿去注册。遗憾的是，代理事务所没有注册下来。

　　再后来，在磕磕碰碰中，我们找到了唯一一件能继续做下去的事情，就是做生意，而且是脱离原来的公司自己做。1991 年，我和刘军、王功权、王启富、易小迪、潘石屹，六个人先后聚到一起，创办了我们自己的公司：海南农业高技术投资联合开发总公司，简称“农高投”，这时，我们的平均年龄不到 26 岁，就想有一个像桃园三结义一样的仪式，让大家心里都有一个把事业做好的。有人提议说写个承诺，还有人提了一个土招数，说喝酒或者杀鸡喝鸡血，盟誓表明决心。后来我觉得喝酒有点老套，毕竟不是在古代，我们也不是没有文化的草莽，最后没有采纳这个方法。大家就在心里发了一个誓，把公司作为我们的载体，必须一直在一起。我们生意就这样开始了。

　　做生意初期，我们没有自己的资本金，一切都靠借款。我们发动所有人出去借钱，从3万、5万、7万、10万、15万、20万、一直借到500万、1800万元，直到做完第一个项目才开始赚钱。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慢慢了解到，办一个公司，人、钱、项目是怎么组合到一起的。公司成立一周年的时候，我们再一次发誓，要像起初聚在一起一样，一定要把这份事业做好。于是我们把公司的创立日，每年9月13日确定为“日”。从那时候到现在将近30年的时间，我们每年都在。

　　第一个“日”是1992 年的9月13日，我们六个人和所有的员工一起开了两天会，讨论了当时可能遇到的所有问题，并记录下来。后来由我和功权执笔，写成了一篇文章《披荆斩棘，共赴未来》。通过，我们更加明确了在一起的、愿景和价值观，也让我们能够地处理商业活动。我们还把自己的企业文化、、价值观浓缩成一句话：“以天下为己任，以企业为本位，创造财富，完善”，后来又浓缩成四个字：“守正出奇”。

　　尽管我们在主观上很努力地发展万通公司的事业，但仍然有很多缺失和迷茫的地方，比如我们不清楚六个人的关系到底是一种江湖关系，还是一种关系。迷茫的时候，我们经常拿历史故事互相，再建立我们的合作模式，比如三国、水浒、太平，电影《上海滩》的故事等等。这种方式的确有效，但很辛苦。

　　1993 年，我的好朋友杨小凯从回来。那时，他在常著名的经济学家。他非常诚恳地问我，“听说你们在做公司，我很好奇，你们是怎么做的？”我一五一十地跟他讲了讲。他说：“这很奇怪，中国都没有《公司法》，怎么做公司呢？你的公司虽然叫公司，但你们几个人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呢，当时怎么签的合同呢？”我说：“我不懂。”他说：“有《公司法》，公司里面会有章程说明股东、董事会、经理的和义务如何分配，如何审计，也有规则说明如何雇人，如何申请破产等等。做公司都是有一套章法的，你们什么都没有，公司怎么办呢？”我说：“我是真的不知道，现在确实也没有。”

　　在 1993 年以前创业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在小凯说的这种下开始的，就像水浒一样，以很江湖的方式进入。

　　在小凯走后不久，国家体改委先是颁布了《有限责任公司试行条例》，接着又有了《股份有限公司试行条例》，再之后才真正有了《公司法》。小凯说过“有了《公司法》之后，一切就知道怎么弄了”，于是我地研究了《公司法》，逐渐把我们的江湖组织向公司靠拢。

　　简单地说，就是把朋友、哥们变成股东关系，大哥变成董事长，内部的不是江湖上的马仔，而是员工。我也弄清了董事会应该如何表决，如何写决议。

　　如果把市场经济比作奥运会的赛场，要想达到奥运会的比赛要求，就必须得设定一套赛场的管理规则。有了这套规则，我们才能从草莽的业余选手逐渐变成职业选手，这个职业选手就叫企业家。从那个时候到现在二十五年，我和同时代的民营企业家，都经历了从业余变成职业的过程。

　　随后进入到现代公司治理阶段，我们这些职业运动员（企业家），不仅可以在国内赛场上比赛，而且可以成为全球竞技场中的选手。正因为有这样一套制度安排，我们才看到在亚信上市之后，一批互联网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并且在全球市场上博弈和竞争，比如现在的BAT（B=百度、A=阿里巴巴、T=腾讯）和一大批新型创业公司，从而有了让人又不得不钦佩的中国经济的高速成长，以及在高速成长以后带来的企业竞争力。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有一句流行的话叫“下海”，就是从机关、学校、部队等体制内系统转到体制外做生意。如果没有一套完整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我们这些下海的人恐怕就会淹没在大海里，成为传统的草莽英雄，在江湖中打打杀杀之后，归于尘土，烟消云散。

　　这二十五年，我们所经历的，其实是把我们和公有经济的关系，从一个纠结的关系变成了顺畅的关系。在《公司法》颁布前的那段时间，应该说是最纠结的一段关系，民营企业和公有经济的关系非常对立。很多人认为私有经济的出现，一定会导致公有经济，从而导致基本制度的倾覆。虽然现在还有人这样认为，但大多数人逐渐被民营经济发展的事实教育和影响，普遍认为是共生共荣、共同发展的关系。

　　直到 1997 年十五大召开，这种关系才被正式确立为：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混合经济是未来发展的主要经济形式，民营经济的从业者也是社会主义的建设者。这样的政策宣示和制度上的主张，表明了民营企业和公有企业不是一种你死我活的关系，而是一种交叉关系，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

　　（2012年）以来，中央二十五号文件进一步明确，在产权的基本法律制度方面，更加强调民营企业和国营企业不仅是交叉的关系，更应该要看到它们之间的平行关系：在领域，国有经济为主；在民生经济和科技创新领域，民营企业为主。

　　经过这三十多年的努力，民营经济和公有经济的关系终于被厘定清楚，由初期的对立、替代关系，经历了交叉关系，现在终于被确立成平行关系，也就是大家在各自领域发挥各自优势。今年上，部的负责人对民营经济有一个明确的肯定，这个肯定是“四五六七”：民营经济用40%的资源，创造了50%的税收、60%的P、70%的技术创新和新产品开发、80%的就业岗位以及90%的新增就业岗位。

　　这样一种准确的描述，表明了经过，民营企业在市场经济中取得了地位和特别好的发展时机，而一旦建立起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和赛场规则，就会有一大批职业选手（企业家）快速成长。我相信，一大批企业家群体的出现，加上前面讲到的制度体系的完善，一定能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这一点我认为在上非常成功，也是未来取得持续成功的重要基础。 （未完待续）

　　本文为曾任万通董事长的冯仑给收藏家秦风即将出版的新书《40年后再回首——斋藤康一中国摄影作品精选》所作的序言《1978 - 2018：一个人的被史》第一二部分，原载“冯仑风马牛”公号，经作者及该公号授权，由本报作为纸媒独家发布，刊发时文字略有调整。继母十七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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