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的思想是什么？

　　荀子，生卒年不详，但可以肯定的是，享年很高，应该有 90 岁以上。尝游学于齐之稷下学宫，至齐襄王时“最为老师”，曾三为祭酒。惜乎齐襄王不能用，且见逐。遂居楚，春申君以为兰陵令，春申君死而见废。于是，著书立说，遂有《荀子》一书 32 篇。

　　荀子与孔子、孟子并称为先秦三大儒者，但我们一般把孔孟之道作为儒学的代称，而没有加上荀子。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孔孟之道代表了儒学的正，这个正就是由内圣以至于外王，但荀子则隆礼重法，对于内圣不甚措意，而特重外王。这样，荀子的社会理想以至于对于人之境界的开发都显著地异于孔孟。一般以为，这个差异的根本点是孔孟主张性善，而荀子主张性恶，这是根本的。其实，荀子理论的中心是天人关系。

　　为了便于大家更好地理解《荀子》一书，这里着重说一说荀子的以下思想：天人观、性恶论、心论、隆礼重法、明分使群。

　　第一，天人观。本来，无论是在孔子那里还是在孟子那里，天与人是相通的。故孔子讲“知我者，其天乎！”孟子亦云“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也”。荀子却与之不同，大讲“唯为不求知天”。在荀子那里， 天就是自然之天，非孔孟之性理之天。天功一方面强大，另一方面神秘。然无论强大也好，神秘也好，总是天之事，与人无关，因为人没有办法改变天之规律。这是不求知天之意。所以，荀子强调了人事的重要性，不要太在意天之所为。天的运行规律虽不能人为地改变，但可加以利用，以为人类。

　　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骋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 孰与理物而勿失之也？愿于物之所以生，孰与有物之所以成？故错人而思天，则失之情。（《荀子·天论》）

　　荀子强调自然之天的客观性，而不与人之相关联，从科学的角度来讲，这无疑是对的。但荀子在这条上走得太远，他完全没有看到先秦以来在自然之天以外还有另外一个教之天，这个天则与人的有关， 一切对人或人性的认识必须关联着这个的天而言，可惜荀子完全以自然之天取代了之天，使得他接不上孔孟的正理，开出了儒学的别支。荀子的性恶论及隆礼重法之思想，俱为其天人观所衍生，虽然于孔孟的正理有所创发与转换，但毕竟是儒学的别支。本来，儒学在孔孟那里是教，但在荀子那里，儒学不再是教，而只是学了。

　　第二，性恶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是《性恶》篇的中心思想，在文中反复出现。这里表达了两个意思：其一，人性根本为恶；其二，通过后天的，人可以，这就是所谓的“化性起伪”。

　　荀子为什么说人性是恶的呢？他是从人的生物本能看。“生而有好利焉”，“生而有疾恶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这些都是人作为生物的本能，谁也不能否认。如果人类任凭这个本能发展下去而不加以， 则诚如荀子所言，“争夺生而辞让亡焉”，“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礼义文理亡焉”。这根本是而不是人类社会。因此，荀子认为，人类社会要善治就必须正视这个恶的本性而加以“之化，礼义之道”，从而使本性为恶的人做到善。

　　荀子斩断了人与天的关联，只看到人的生物性之存在，从而力主性恶论，这并非完全没有意义。但他由此而完全反对孟子的性善论，却是学有未达。实际上，孟子并非不承认荀子所言，且其陈义更高。孟子看到了荀子所看到的东西，但荀子没有看到孟子所看到的东西。是以在对人性的阐发上， 荀子较孟子毕竟差一筹。

　　荀子主张性恶，看到了人性消极的一面，从而欲矫正这个消极的一面， 于是，重视外在的礼义，从而把人提升到“涂之人可以为禹”之境界。但荀子达到这个境界靠的是外力而不是自觉，蕴含着与的，后来其韩非与完全法家，正是这个原因。

　　第三，心论。在孟子那里，性是虚说而心是实说。孟子主张性善，但性善到底是什么呢？要落实下来，性善实指四端，外此四端，无所谓性善。故孟子云“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也”，心与性并无质的区别。但在荀子那里，性是实说，乃人的生物本能，心亦是实说，心与性成为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

　　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无所受令。自禁也，自使也，自夺也，自取也，自行也，自止也。故口可劫而使墨云，形可劫而使诎申，心不可劫而使易意，是之则受，非之则辞。故曰：心容，其择也无禁，必自见；其物也杂博，其情之至也不贰。（《荀子·解蔽》）

　　荀子言心乃“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这也是大体之意。即心是出令者而不是受令者，心有自己的潜能与，所谓“自禁也，自使也，自夺也， 自取也，自行也，自止也”。荀子要求心应而静，若博杂则必乱，而难以 知“道”。故荀子盛言解蔽，且认为“虚一而静”才能知“道”。

　　荀子之所谓心具何特质？它似乎就是一个的大容器，里面空无一物。虚一而静就是把心打扫干净，呈现其本有之，不让异物与杂质占据， 这就是荀子所说的“大清明”。这样一个大清明方能知“道”。不然，若以“已臧害所将受”，必不能知“道”。荀子论类似于哲学家洛克的白板说，认为只是空无寥廓之容器。这样，荀子析心与道为二，不似孟子，心非白板而具四端之能。

　　第四，隆礼重法思想。由荀子的性恶论与心论必至于隆礼重法。荀子因性恶论，他不可能认为礼之生乃基于人性，恰恰相反，礼是要矫正人性的，礼完全是之伪，即外在制作。

　　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荀子·礼论》）

　　礼乃起源于人因而来的纷争，先王必须以礼加以而归于治。尽管荀子也讲“礼者，养也”。但其所谓“养”非外在的扩充而养性之“养”。荀子把礼义之养情、养安而与寝兕、持虎、蛟韅、丝末、弥龙之养威同理看待， 说明其养是外在的。即寝兕、持虎、蛟韅、丝末、弥龙使人显得很有威严。同样，礼义外在地使人显得有情谊，安而不乱。如果人人基于礼义而不是性情， 那么，人人安居而社会和谐。

　　正因为如此，治理国家必须隆礼。基于此，对于人而言，学习主要是学礼，而非《诗》《书》。故荀子曰“：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又曰“：学之经莫速乎好其人，隆礼次之。上不能好其人，下不能隆礼，安特将学杂识志，顺《诗》《书》而已耳，则穷年，不免为陋儒而已。……故隆礼，虽未明，法士也；不隆礼，虽察辩，散儒也。”陋儒、散儒都不是好的评价，不知治理之大道仅知晓文章典故而已，其根本原因在于不隆礼而顺《诗》《书》。

　　第五，明分使群。在荀子看来，人类社会之所以绵延而强大，就是因为人类社会是一个以礼组织起来的群体；君主就是善于治理这个群体的人：

　　道者，何也？曰：君道也。君者，何也？曰：能群也。能群也者，何也？曰：善生养人者也，善班治人者也，善显设人者也，善藩饰人者也。（《荀子·君 道》）

　　但是“群”并非指群体内的平均齐一，而是要有差别的，故群体之所以能被组织起来，关键在于“分”。“分”靠什么来体现，就是依据礼。

　　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荀子·王制》）

　　分均则不偏，埶齐则不一，众齐则不使。有天有地而上下有差，明王始立而处国有制。夫两贵之不能相事，两贱之不能相使，是也。埶位齐而欲恶同，物不能澹则必争；争则必乱，乱则穷矣。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使有之等，足以相兼临者，是养天下之本也。《书》曰“：维齐非齐。”此之谓也。（《荀子·王制》）

　　礼作为一种“度量分界”，使得群体有客观的仪轨与规范可循，从而了社会的客观性，使人民各尽其职而社会富足、得到善治。

　　在《荀子》一书中，“礼”字随处可见，它规范了社会的方方面面。正如有的研究者指出的那样，荀子将“礼”的内涵与具体的“周礼梦见亲人生病”区别开来， 并将之提升为“知识社会秩序”的最高原则。概括起来，礼的作用如下：

　　礼者，之极也。然而礼，不足礼，谓之无方之民；法礼足礼，谓之有方之士。礼之中焉能思索，谓之能虑；礼之中焉能勿易，谓之能固。（《荀子·礼论》）

　　请问为人父？曰：宽惠而有礼。请问为人子？曰：而致文。请问为人兄？曰：慈爱而见友。请问为人弟？曰：敬诎而不苟。请问为人夫？曰：致功而不流，致临而有辨。请问为人妻？曰：夫有礼，则柔从听侍；夫， 则恐惧而自竦也。此道也，偏立而乱，俱立而治，其足以稽矣。（《荀子·君道》）

　　节用以礼，裕民以政。彼裕民，故多余，裕民富，民富则田肥以易， 田肥以易则出实百倍。上以法取焉，而下以礼节用之，余若丘山，不时焚烧， 无所臧之，夫君子奚患乎无余？故知节用裕民，则必有圣良之名，而且有富厚丘山之积矣。（《荀子·富国》）

　　请问为人君？曰：以礼分施，均遍而不偏。请问为人臣？曰：以礼待君， 忠顺而不懈。……请问兼能之奈何？曰：审之礼也。古者先王审礼以方皇周浃于天下，动无不当也。（《荀子·君道》）

　　正因为礼关涉到个人、家庭、社会、国家的诸多层面，故礼之于人特别重要，起到了“表”治乱的作用。

　　水行者表深，使人无陷；治民者表乱，使人无失。礼者，其表也，先王以礼表天下之乱。今废礼者，是去表也，故民而陷祸患，此刑罚之所以繁也。（《荀子·大略》）

　　本书节选了《荀子》一书中的 16 篇文章，之所以如此选择，乃因为这些篇章大抵表现了荀子的基本思想，诸如观、人性观、修身思想、礼法思想，以及荀子的之道与君臣之道等方面。读者通过对本书的阅读，可以知晓荀子的具体思想。

　　给《荀子》最早作注的人是唐代的杨倞，以后的刻本基本都尊杨氏注本。自宋代以来，《荀子》最著名的刻本有三个，一、宋台州本《：荀子》的初刻本为北宋熙宁年间吕夏卿国子监刻本，后来又有宋台州本，即翻刻熙宁本而来，光绪年间，杨守敬又翻刻台州本作为《古逸丛书》之一。二、世德堂本：明嘉靖十二年顾春辑，世德堂刊《六子书》本。三、嘉善谢氏刻本：乾隆五十二年谢墉、卢抱经合校本，这是最流行，也是最易得的一个刻本。光绪年间，湖北崇文书局刻《百子全书》、浙江书局刻《廿二子全书》，俱依谢氏刻本。近现代人注解《荀子》，也多依据嘉善谢氏刻本。清末至时期的学者王先谦著《荀子集解》，是到目前为止最完善的校勘、注解本。本书以嘉善谢氏刻本为底本，参考中华书局出版的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的王先谦《荀子集解》，如有字词需要进一步校正，则参考别的古刻本，以及当代人的校点、注释本。

　　《荀子》是战国时期大儒荀况所撰写的重要哲学著作，今存三十二篇，全书以崇礼、正名之说为本，力主性恶说，对秦汉以后的哲学思想及文化产生过深远影响，是今人学习、研究思想的必读之书。

　　本书是《荀子》的注译本，作者在潜心研究的基础上，对全书进行全文翻译、字词疏解，关键处还有义理辨析，是一部简明、好读的古典名著普及读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