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最后一位大儒荀子有一个著名的学生韩非，是法家的代表人物。司马迁在《史记》中将韩非与同传，说他“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
翻阅《韩非子》全书，韩非对老师荀子的称说极少，却并非不取用荀子之学说，而是将其潜化于书中。
例如，《说难》篇就取用了《荀子·非相》“凡说之难，以至卑遇至高，以至治接至乱，未可直至也”的旨意与用语；《孤愤》篇就化用了《荀子·君道》“人主有六患”之说。
又如，韩非与其师一样认为人性本恶，“好利恶害”且“喜利畏罪”。《荀子·非相》云：“舍后王而道上古，譬之，是犹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也。”韩非在《五蠹》篇里也同样认为：“然则今有美尧、舜、汤、武、禹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
《韩非子·有度》说到荆、齐、燕、魏四国之“亡”。有学者点评：“韩非死时，六国都不曾亡。齐亡最后，那时韩非已死十二年了。可见《韩非子》绝非原本，其中定多后人加入的东西。”其实，韩非所说的“亡”，实本于荀子之说，是指君主衰微、不能掌控国家之意。
上述种种，皆可推论韩非虽然较少提及荀子，却并非傲慢不逊、弃之不顾，反而是对荀子之说有所取资。
不过，《韩非子》多提及的是，不仅有专门解释《》的篇章，而且在其他篇章中也常称赞和引用的论说。对此，司马迁给出的评价是，“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其极惨礉少恩。皆原于之意，而深远矣。”
其实，不仅韩非“归本于黄老”，就连他的老师荀子亦受到思想的影响。这和战国时期学术风气的变化相关。
战国后期，黄老和家思想盛行。荀子所论之“天”已与孔孟之侧重义理、位格化的“天”有本质的区别，而相对侧重于自然之“天”。
同时，荀子进一步提出人性本恶，主张化性起伪，伪起而生礼义，故主张“法后王”和“”，其论礼已有外化于法的倾向。
韩非从荀子问学起步，在此基础上集、法家学说之大成而成一家之言。韩非多称说，主要是学说之重心使然。学说是其构筑法术学说的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又有所扬弃。
比如，所说的道，是一种先于天地而存在的假想物，是产生天地的总根源。韩非从这一点加以引发，认为道既然产生，那么也就是判定的准则，所以“道者，之始，之纪也。是以明君守始以知之源，治纪以知善败之端”。
韩非认为，道作为整个发展的客观规律，支配着包括人类社会在内的。它在领域中的体现，就是顺自然之道而立的，反映社会现实要求、指导各种社会活动的“法”。
主张因顺自然而虚静无为，放手让“自化”“自正”，让社会自然发展，反对人们对社会的。韩非所说的虚静无为，则是要臣民遵守顺自然之道而立的“法”，君主在臣民依事的情况下虚静无为，即“人主之道，静退以为宝”。
由此生发，就要求君主“有智而不以虑”“有行而不以贤”“有勇而不以怒”，应该利用臣季建业的情人马宁下的智慧、才能和勇力。这样，就是“臣有其劳，君有其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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