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73年，在故乡潜心写稿多年之后，亚当· 斯密（1723-1790）认为《国富论》已经基本完成，携书稿到伦敦准备出版，当时他因为劳累过度身体极度衰弱，担心书未付梓自己便去世，于是委托好友，苏格兰启蒙运动时期另一位思想家大卫·休谟（1711-1776）为遗稿管理人，在他一旦出了问题时，处理他留下来的全部文稿，但后来却变故横生。从这段由相互欣赏到斯密无奈对方的故事中了解其思想历程。
斯密和休谟的友谊始于斯密就读格拉斯哥大学期间，对斯密主义思想影响非常大的伦理学教授哈奇逊发现了他在哲学领域的才华，将他介绍给了自己的朋友，已经小有名气的哲学家休谟。休谟青睐斯密的才华，斯密能理解休谟的想法，两个终生未婚完全投入研究的人，为了各自的观点进行了无休止的讨论，友谊在这一过程中也愈发牢固，持续了近40年后以休谟去世告终。
像他们这样因才华互相吸引产生深厚友谊的不算少，甚至有互相掰弯的比如兰波和魏尔伦，但是如斯密和休谟这般，亦师亦友，即使观点不同也能兼容并包，继而在争论交锋中完善自己理论的却不多，音实难知，知实难逢。
这种因教育背景相似观点契合，可以聊人生聊理想，又因相识多年，可以互相一起说别人（卢梭）的单纯友谊，让他们视对方为绝对可以信任的人，他们无话不谈，最多的是关于学术的交流。比如让对方给自己的书稿提意见：我的伦理与论文集拟出一新版本，您对该著作如有意见，拟加以增益或删削。（休谟致斯密 1752）。
斯密于1750年受聘任格拉斯哥大学教授，之后在那里工作了13年，主要是教哲学（类似现在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等）。1759年斯密将自己的伦理学课程讲义结集出版成为了《情操论》，作为哲学家一举成名。
与顺风顺水的斯密不同，1937年就完成了《人性论》的休谟，因为观点累及前途，多次谋求教职失败，甚至被为差点进了，好不容易到1954年《大史》出版后立刻畅销，休谟以历史学家身份出名，这本书又陷入了党派斗争的漩涡，可谓是时运不济。
然而，境遇的截然不同并没有影响到他们的友谊，《大史》出版后，休谟向斯密询问意见，斯密称休谟为“当代最杰出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而斯密写《国富论》时亦保持着与休谟的通信。他们的交流是基于双方思想体系的兼容性，不同著作彼此互为注释，斯密把历史溶入了哲学体系，休谟则支持历史经济动力，以经济进步、而不以王朝更迭为时代进步标准。
而他们对彼此的影响并不仅限于学术上的直接交流。1759年休谟为了帮助宣传新书，将斯密的《情操论》送给了很多朋友，斯密因此获得了作为家庭教师陪同小公爵游国的工作，此时休谟在英国驻法大工作，在他引荐下斯密拜访了伏尔泰等法国的知名人士，尤其是一些重农主义学派经济学家，受益匪浅。也是在法国期间，斯密为了时间，开始写一本关于经济学的书，《国富论》由此诞生，斯密也因此被认为是古典经济学的创立者。
经济学发展的主要流派大致划分为五个阶段：启蒙阶段（重商主义、重农学派）、古典学派、新古典主义、凯恩斯主义、新古典综合派。流程如下图：
重商主义时代是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开端，但随时间发展他们的观点已经完全不适用，至于重农主义，斯密虽然深受魁奈，却无法接受其农业。直到1776年《国富论》出版，以“国家财富增进”为主线，“经济主义”为灵魂，将原来种种分散的经济思想集合起来，奠定了古典学派理论基础，标志着经济学成为了学科。
斯密对休谟的影响也存在，1766年斯密回到英国，在故乡隐居般的生活中专心写《国富论》，休谟却意欲晚年定居巴黎，当他向斯密提出这一想法时，斯密反对道：让我们把有生之年在海峡的同一边度过吧，在此期间我们仍然可以来巴黎，我们可以一道制定我们今后的人生计划。（斯密致休谟）于是休谟回到英国，生活在，两地相隔不远，坐马车却需要几个小时，他们都愿意接受这种颠簸，没有什么能够他们。
1775年春时，休谟已经感到内脏不适，他虽然不惧死亡，却放心不下他的《自然教对线年就写完的书因为涉及教问题一直没有出版，时过境迁，主流社会逐渐表现出了对异见的包容，他希望能出版这本书。首先想到的就是斯密，1776年1月，他立下遗嘱将手稿全部毫无保留地留给斯密，委托他出版《对话录》，但因为阅读《人性论》差点被学校的经历，和一贯的谨慎，斯密不想承担书可能带来的任何不利影响，但又无法好友，他迟迟不肯回应。
1776年3月，不仅因为遗嘱，更因为思念，休谟病中写信给斯密：我家里为您腾出的房间一直空着，还是来吧，我一直在家等着……您如果还迟迟不来，可能就再也见不着我了。（休谟致斯密 1776年3月8日 ）当月出版的《国富论》为斯密带来了巨大的声誉，他在伦敦的鲜花与掌声中，对休谟的来信，直到斯密从伦敦返回时，在半上和病情加重去伦敦治疗的休谟偶然相遇，无法再逃避，当面了休谟。
深受打击的休谟，选择退一步，在5月写信给斯密：有鉴于该著作的性质以及出版对您的处境可能带来的影响……什么时候出版或者出版与否都由您决定。（休谟致斯密 1776年5月3日）休谟已病入膏肓，却始终等不到回信，只得修改遗嘱，委托出版商斯特拉恩作为自己全部遗稿的管理人。但直到去世当月，休谟还在写信给斯密，几近恳求：如果我死后五年还不见出版，本书版权就归您，您看如何？请立即回信，我的健康状况不容我等几个月才看到您的回信了。（休谟致斯密 1776年8月15）对于一个临死之人的请求，斯密再也无法，但是也充满推诿：您认为怎样就怎样吧。
休谟死后，斯特拉恩准备不折不扣履行休谟嘱托，他知道《对话录》对于休谟的意义，到这个时候斯密还在试图，发现无法之后，为了避免与《对话录》产生任何联系，斯密将他帮助修改过的休谟自传与《对话录》一起出版，斯特拉恩只好将两本书分开出版。
多年以后，依然是出于一贯的谨慎，斯密临终前了自己所有手稿，关于遗稿归属问题的故事就此落幕。
因为《国富论》的出版，亚当·斯密被称为现代经济学之父，他的思想直到现在依然影响着经济学。但深入其中，会发现，即使作为眼中几近全德全智的研究者，他也无法摆脱这些凡俗友谊中的、不稳定性和，认识一个作为经济人，真实又矛盾的亚当·斯密。
1.《亚当·斯密通信集》 欧内斯特·莫斯纳[英]/伊恩·辛普森·罗斯[英]（编） 林国夫（译） 商务印书馆 2000年3月 ISBN:66
2.《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亚当·斯密[英] 郭大力/王亚南（译） 商务印书馆 1972年12月 ISBN:05
3.《解读亚当·斯密》 埃蒙·巴特勒[英] 王巧玲（译）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9年1月 ISBN: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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