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律师行业的祖师爷

　　当今世界，法律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作为从事法律工作主力军的律师，也越来越得到社会的尊重和认可。律师这个职业，其实并不是近代以来才从国外进口的“洋职业”，早在两千多年以前，就有人操作起同样的买卖，帮助老百姓打官司，可谓中国律师行业的祖师爷。

　　邓析(前545-前501),河南新郑人,郑国大夫，春秋末期思想家，“名辨之学”倡始人。与子产同时，名家学派的人物。

　　邓析所处的时代，是“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时代。按照冯友兰先生的解释，就是说当时的社会根据两条原则办事：一条是“礼”，一条是“刑”。礼是不成文，以褒贬来控制即贵族的行为。刑则不然、它只适用于庶人也即平民。礼最早是一种祭祀祖先和天地的仪式，后来这种祭祀仪式引申为一切行为之规范。

　　邓析的青少年时期，正是子产执政郑国之际，深受子产铸刑书的影响，邓析喜欢学习研究法律，对古老的礼制持反对态度，认为在“彼窃财诛，者为诸侯”的时代，所谓的礼不过是假仁假义而已。所以荀子邓析“先王，不是礼义”。邓析主张“事断于法”，无论是贵族还是平民，都一律按照法律的行事，君王要依靠法律，而不是依靠贤人，各级各司其职，君王垂法而治，不需劳形伤神就能治理好国家。邓析的这些思想可以说是法家思想的先声。

　　邓析虽然深受子产的影响，但同时邓析又认为子产的步子太小，只是对过去的法律进行了小修小改，不能反应时代和的要求，需要进行更深刻的。

　　为了阐释自己的法律思想，邓析在没有授权的情况下，起草一部法律草案，并把这些法律草案刻在竹简上，广为散发，史称“竹刑”，相当于今天我们说的法律草案专家稿，这应该是我国第一部专家稿。

　　春秋战国，诸子百家，其中这名家我们听说的较少。名家大致相当于我们现在说的逻辑家。“名家”之称，始于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东汉史学家班固也有对名家的叙述。汉代学者所称呼的“名家”，先秦时代多被称为“辩者”或“察士”。名家在先秦人数众多，著述丰富，邓析为开山鼻祖，逮至战国中期，名家蔚为大观，涌现出惠施、公孙龙这样最著名的人物。

　　作为名家的开山鼻祖，邓析的辩论思想自有其独到之处。邓析的一个重要思想，就是“两可说”。其实就是同时肯定事物正反两方面的性质，并且都言之有据，令人信服。《吕氏春秋·离谓》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洧河发大水，郑国有一个富人被大水冲走淹死了。有人打捞起富人的尸体，富人的家人得知后，就去赎买尸体，但得到尸体的要价很高。于是，富人家属就来找邓析，请他出主意。邓析对富人家属说：“你回家去吧，那些人只能将尸体卖你的，别人是不会买的。”死者家属以为有道理：对啊，我是那遗体的独一买主，我若不买，得尸者便一无所获，那我就耐着本性再等一等，看他如何！于是富人家属就不再去找得尸者买尸体了。得尸体的人着急了，也来请邓析出主意。邓析又对他们说：“你放心，富人家属除了向你买，再无别处可以买回尸体了。”得尸者以为没错：是啊，我是那遗体的独一卖主，只此一家别无分号，我再耐心等一等，死者家属早晚会来的。

　　同一个事实，邓析却推出了两个相反的结论，每一个听起来都合乎逻辑，但合在一起就了。邓析是不是希望他们相持一段时间后，双方都可以找到一个可以接受的价格平衡点？我们只能猜测。

　　从这个故事来看，邓析对买卖尸体双方所说的话，确实有一点的嫌疑，但是，邓析在这件事情中只是一个中立者，所以他没有义务和责任一定要站在某一方的立场上说话。而且，得尸者和赎尸者各有正当的理由，邓析也没有理由偏袒任何一方。因此，双方在向邓析咨询的时候，他就只能为对方出有利于其权益的主意。邓析的回答都是正确的，而且反映出他已经具有了相当完整的朴素辨证观念。

　　邓析乐于为民讲理，他常常以自己的博学和雄辩，帮人书写诉状，帮助老百姓打官司，当然少不了收些礼物作为酬金。据《吕氏春秋》记载，在郑国，邓析时常与有官司在身的民人订立契约，为其代写诉状或者，并且约定“一衣，小狱襦袴”，作为代理诉讼的费用。在法庭上，邓析利用其法律知识与辩论才能，经常能够“以非为是，以是为非”，“所欲胜因胜，所欲罪因罪”，当时凡是邓析代理的官司每场必胜，一时声名鹊起，找邓析律师代理打官司的人络绎不绝。

　　为什么邓析总是能够在法庭上获得胜诉呢？原因在于，邓析就是运用自己的“两可说”的思想，善于利用言辞和逻辑关系，以达到将对方陷入无言以答之两难境地。因此，有人评价道“邓析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辞”。就像先前所说的对尸体得失的辩论，邓析总是可以在矛盾之中敏锐地洞察到彼此之间的利害关系，因此可以持“两可之说”，而立于不败之地。

　　从邓析以帮人打官司和教人学讼为业看来，他无愧为一位辩术相当高明的刑名大师。但是律师的天性，就是利用法律的漏洞来钻营，长袖善舞，“举着红旗反红旗”。作为当时的执政者子产，面对邓析这样的人物就头疼了。子产命令无穷，邓析对付之术无穷。

　　有一次，郑国颁布，照例要写在牌子上，挂在城门口，这叫“悬书”。假设国王有一天忽然认为走先迈左脚是不对的，应该，那么好，他只需要写一句：行左足先者，笞五十！然后挂出去。第二天，全国的老百姓抬脚之前就会捂着反复思量。

　　这本来很好，令行，可谓大治。但是偏偏出了一个邓析，此人有研究法律的爱好，而且生就一张铁嘴，如此的尖牙利齿必然是个人来疯，你看他，站在人群里，手指告示，摇头晃脑地评点：左足先者笞五十，那么只好右足先，可是右足落了地之后怎么办？不是还得左足先？照此说来，岂不是人人落地穿鞋就得被打？

　　本来一清二楚的事，让他一搅和，大家全糊涂了，郑国的百姓都不会走了。怎么办？子产着手解决这个问题，他的办法是取消“悬书”，以后不再公示，说什么就是什么，比如你在街上忽然被捉了去打了五十，那么你肯定了某条法律，至于是哪一条，你不要问，你如果问了你就了另外一条法律，又得再打五十。

　　这确实也是个好办法，极大地提高执法效率，同时增强百姓对法律的。但是，新的问题又出现了，连挨几顿五十的倒霉蛋们朝天被抬回家，哭爹叫娘之余想来想去，压抑不住对神秘的法律的求知热情，总得知道因何而开绽吧，怎么办呢？找邓析去。

　　于是邓析口挤满了要求普法的百姓。如果邓析是个聪明人，他就会在他的铁嘴上挂一把铁锁，把钥匙扔到井里去，可是他的人来疯是必然要犯的，他口沫横飞如雨，告诉人家前五十是依据某一条，后五十是依据某一条，根据你的情况，前后五十都于法无据。

　　子产很有智慧，对邓析的种种挑战，都能轻松应对。子产的继任者子大叔是个厚，对邓析的所作所为都当作不知道。子大叔的继任者驷颛开始执政后，他既没有子产的智慧，也没有子大叔的厚道，无法应对邓析的挑战。

　　此时，邓析在郑国民间的名声和越来越大，驷颛感到自己的地位受到了，于是就找了个借口把邓析杀了。

　　邓析是一个优秀的立法者，而他却用智者的方式在法律。这让我们想到了古希腊的苏格拉底，他们的共同点，那就是都用一种用哲人的智慧在共同体的习传伦理。雅典城邦都能处死苏格拉底，那么郑国也能邓析。

　　可是，苏格拉底和邓析之间还有区别的，苏格拉底是地道的哲人，因而苏格拉底对个人说话，他并没有在公开意义上抵触城邦律法，邓析不一样，他在公开意义上在法律，“以非为是，以是为非，无度，而可与不可日变。”人没有了自己的准则，就容易迷失方向。所以，死在子产的刀下，我相信邓析没什么怨言，如果他是明智的话，因为他了伦理，危及。

　　在上邓析的是驷颛，但他在邓析的同时也继承了邓析的遗产。由于的“竹刑”符合时代潮流，早已深入，驷颛杀邓析后不得不宣布郑国正式采纳邓析的“竹刑”为国家的正式法律。自己的理想在死后得以实现，相信这位先哲在九泉之下也能瞑目了。

　　邓析虽然倒下了，他的人生以悲剧而收场，但他思想和主张，跨越了历史的，多为后世所继承发扬，他取得了思想上的最后胜利。时至今日，邓析仍然受到后人的，中南财经大学院的学术报告厅，就特意被命名为“邓析堂”，邓析堂大门口立有一块碑，碑文对邓析作了高度概括性的介绍——

　　邓析：春秋末郑国家。他反对“礼治”，主张“事断于法”，并“私造刑法”，书之于竹简，是为《竹刑》，被国家采用……他是我国第一个私家草案的起草人，第一位“律师”，第一位私人法律教育家，也是第一个因讲求法律逻辑而的人。玉米地里的大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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