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是新中国历史上气象空前的狂热时期。1958年春，在面面红旗飞舞中，作协向全国作家们“作家们！跃进！！”
10天写下一百首以“花”为题的诗歌，结集出版《百花齐放》；7天完成五幕历史剧《蔡文姬》，这是获准重新的“郭沫若速度”。田汉亲临十三陵水库工地体验生活，一个星期完成话剧《十三陵水库畅想曲》。1958年巴金表各类文章35篇，是他十七年中创作数量最多的一年。带病在身的臧克家，也表现出令人的创作热情。
作为文化部长、作协的茅盾，虽然在上比较积极，但由于事务繁杂，无暇创作。1958年3月，他甚至写信给作协办公室希望领导上提供“三个帮助”：
帮助解除文化部部长的兼职，政协常委的兼职；帮助解除《中国文学》和《》两个兼职；帮助当年没有出国任务。
茅盾感到苦恼的真正原因，除了时间和精力因为受限，更在于创作的内容与方向。身为作协，却陷于自身困境而无法写出长篇作品，转而热心评论。当年很多刚冒尖的青年作家以获“茅公的赞誉”而荣，他及时而内行的点评成为新中国文坛的一大景观。另一方面，1958年秋天，茅盾视察了东北三省，写下系列报告文学《跃进中的东北》。由于茅盾所获得的材料大都不符合事实，最终导致作品失败。
社会主义新时期，茅盾最熟悉最擅长描写的旧时代的知识、时代新女性、新型资本家，均已被排挤出文学作品了。新诞生的作品中，英雄模范代替了茅盾笔下的章秋柳、梅行素，吴荪甫、赵伯韬。。。。。。
1958年，他在一次讲话中无可奈何地表示，此时中国作协的会员中很大一部分只是“家”而不是“作”的了，“我就是其中一个，是文艺战线上掉队的老兵。” “茅盾的全部文章，几乎没有从正面提倡或阐发过写先进人物、英雄人物的重要意义。”这中“中间人物论”也成了此后最让者在意的问题，甚至酿成。
1959年2月18日至27日，中国作协召开创作工作座谈会。时任中国作协的茅盾发言，在肯定了一年来的创作成就的同时，也了创作上的题材狭隘，因为对浪漫主义的而造成的浮夸和空想，以及片面理解为生产、为中心工作服务的错误倾向。
“廿四分干劲，十二分措施，六分指标——一九五九年二月十八日在创作工作座谈会上的发言。这篇粗糙的发言稿本来没有题目，现在既然要发表，编辑同志要求我加个题目；忽然想到工农业生产方面有“十分指标、十二分措施、廿四分干劲”的口号，就抄了来用一下。但为什么把“十”分改为“六分”呢？无非是这样一点意思：要避免单纯追求数量，“十者，数之终也”，改一下也罢。当然我不是在提倡保守，请勿以辞害意。我还以为这个口号原来的“十”、“十二”、“廿四”都不表示数学的意义而表示了措施应强于指标，干劲应高于一切；文艺方面的生产工作尤其应当如此。那么，把“十”改为“六”以示措施应当比指标加倍，（换言之，即一小时的写作应当有至少两小时的准备和钻研）。好像也未始不可。茅盾附记。”
手稿书于作协会议议程及外文出版物之背面，上有编辑痕迹，最终被画上红叉，似为绝对不发表。或许，正是由于此附记中的观点过于直白“不合时宜”，以至最终谈话发表于《文艺报》时，此附记并未同时出版，且茅盾此处所拟的题目，后来被改成了“创作问题——在中国作家协会创作工作座谈会上的发言”。
这样的客观与，在总结年民歌的时候，茅盾同样提出过。“浪漫主义固然很充分，现实主义，也就是对现实的科学分析，还嫌不足…… 的确是够轰轰烈烈了，不过就大部分作品而言，还不够踏踏实实……管天管地管神仙，等句虽似豪迈，但实在表现了，想象力的贫乏，而思想性也不见得高。这和浪漫主义没有共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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