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真凶”，上海退休高级检察官刘炳华已奔走7年，几乎凭一己之力，找到了能找到的所有证人，并判断自己已追到了极可能的真正凶嫌。
他既发现了司法机关办案过程中有违程序的种种做法，更感受了案件纠错机制启动之难。没有得到司法机关的确认，这终究只是纯粹的个人行为。
案件入选《资深检察名案》，劝说者提醒刘炳华：“你要考虑成本，救一个人，要毁掉这么多人”。在犹豫了一年之后，61岁的前高级检察官刘炳华决定打破沉默。
梅氏兄弟合妻害嫂的故事，由侦查机关通过，未经审判已成上海滩名案，然后几乎顺理成章地办成了“铁案”；法院在主要依靠口供的情况下，认为故意杀人罪成立，判处哥哥死缓，弟弟12年有期徒刑。
在上海滩最富有传奇色彩的老律师、司法界老干部之后，检察官刘炳华接力介入此案，直到退休仍不停歇。
这位退休检察官的步伐和语速快过街上所有年轻人，穿旧了的检察官包裹着这个时代已少见的热情。
然而，这位高级检察官发现，他的个人行为，面临着与自己供职三十多年的司法系统的激烈碰撞，有荣誉，更关乎现实利益。
在漫长的拉锯中，介入此案的老人有的相继去世。梅吉祥身陷已17年有余，高血压、心脏病、胆囊炎等多种疾病缠身。弟弟提前出狱，家已分崩离析。
首场从晚上8点持续到凌晨3点，确定为故意杀人；随后以“超过10小时”的，梅吉祥“终于供出了弟弟”。
1995年7月6日，酷夏，大雨。时年9岁的梅华（化名）后来反复回忆起那个早晨的家常对话：父母都要去上班，让她别去暑托班，但她怕一个人在家寂寞，吵着要父亲梅吉祥骑车送；母亲说要去外高桥，让父亲记得买菜。
父女俩出门前，梅华看了钟，是上午7时40分多，到暑托班时刚过7时55分。大约这个时候，她的叔叔梅吉扬也将女儿送至暑托班。
回到家，梅吉祥发现，妻子顾敏黎昏迷在地，下身衣物不整，头面部多处受伤。他立即将妻子送往医院，经抢救顾脱离了。
在梅华的印象里，那段时间母亲非常依赖父亲：梅吉祥每天骑一个小时自行车去医院探望，没他陪夜，顾敏黎就睡不好；直到10月份一家三口住回事发地，顾敏黎还要求丈夫带她去城隍庙、外滩转转。
然而，在事发数月后，1995年11月20日，上海市南市区（已并入黄浦区）刑侦支队突然传唤梅吉祥妻子他是凶手。
在上海《案件聚焦》节目中，在事发现场向记者描述了案发过程：梅吉祥在走廊里碰到走出来的妻子，要钱未果，就从灶台里“拿出准备好的柴刀”，在顾的头上砍了三四刀，然后将她拖入屋内，“用刀劈、用凳子砸、用勒”，并伪造形似抢劫的现场。
据当时机关鉴定，顾敏黎因钝器打击和锐器砍切，致颅骨骨折、右眼失明、右侧上下肢无自主活动，构成重伤，但“清楚、正常，语言表达尚存一定障碍”。
题为《“枕”边杀手现形记》的首次报道中，说，顾敏黎是在1995年10月8日回到事发地，向他们作的陈述。刘炳华后来查阅发现，这段重要线天后、传唤梅吉祥前，才由警方补录入案卷。
科介绍，首场从晚上8点持续到凌晨3点，确定为故意杀人；特别提到，在走廊里发现了一把“戳断的水果刀刀柄”。随后以“超过10小时”的追问其手上的刀伤，“在强大的攻势下”，梅吉祥“终于供出了弟弟”。
说，顾的短裤是丈夫扯下，目的是要伪造现场，“后来考虑到弟弟在场，他真的不好意思，否则他就做了，恶到这种程度了。”那件疑似“凶器”在公诉书、判决中则不知其踪。
1996年1月，案件移送上海市人民检察院一分院后，梅吉杨率先翻供，引来《案件聚焦》的追踪报道。
在室，梅吉杨耷拉着头，告诉的检察官王某，自己是被审得“没办法了”才，希望嫂子凭说出实情，并检察官重新考虑案情。
梅吉杨的妻子陆女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丈夫被抓后，她不明所以，为此追问妯娌；顾敏黎告诉她，自己从未过梅吉杨，事发时梅吉杨并不在场。
梅吉杨显然是鼓足勇气才试图翻供，未获认可的情况下，梅吉杨很快泄了气，再次，但面对镜头痛哭了十多分钟。
在刘炳华看来，赋予办案单位太多美誉，成为后来翻案的最大困难之一。据不完全统计，1995年12月至2000年3月，二十余次报道了门侦破这起“罕见的杀妻案”的经过。
当郑传本试图向人发问、质证时，被公诉人以其“身体不好、不能多讲话”为由。二审提前休庭，郑传本大部分的意见都未能在庭上发表。
正是在看了节目后，当时上海最负盛名的律师郑传本同意接下此案。1987年12月，上海电视直播蒋佩玲包庇案庭审，郑传本因出色，一夜成名。郑传本与陈春孚、盛诗柔、王湘堡3位律师分两，分别会见梅氏兄弟。兄弟俩一见到律师，都是先大哭。梅吉祥称，自己是被岳母和部分办案的，所有口供都是的结果。
“见过当事人、看过案卷后，共同感觉是：不足，两个人被了。”已年近八旬的律师陈春孚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和郑传本都是出身，在调查、取证、辨认上有优势。
85岁的时任上海市律协会长王文正，曾任上海市副局长，已几乎失聪，但提起“两梅案”仍忍不住反复抬手往下压，强调“绝对是冤案”。
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律协其事地组织了一批擅长刑事的律师讨论，“大家同意郑传本做无罪，因为确实没”。
王文正当时就注意到“检方有些不正常”：几位关键证人在向律师提供证言后立即受到检方的询问，检察官王某甚至用警车带一位刚上完夜班的关键证人回检察院询问了七八个小时，这位证人随后改变了证词。
1996年末，上海市第一中级对“两梅案”进行一审。梅氏兄弟均表示，自己是在“车轮战”下才承认犯罪。
郑传本在庭上做了模型，指出公诉方认定的凶器“柴刀”、“菜刀”不可能造成顾的伤痕；当郑传本试图向顾敏黎发问、质证时，却被公诉人以其“身体不好、不能多讲话”为由。
后来就“两梅案”接受采访时，检察官王某也多次郑传本。大概是巧合，在“蒋佩玲案”中，与郑传本交手的检察官也是王某。
郑传本的未起效。1997年2月，法院一审判处梅吉祥、梅吉杨共谋故意杀人，前者死缓，后者获刑12年。
在中，杀人动机被归纳为“因家庭琐事等原因逐渐对妻子顾敏黎不满，竟萌生杀妻”，并不顾兄弟俩在同一家厂上班的事实，称两人“作案后伪造现场，并立即赶至各自单位上班”。
“一审写得水平太低。”王文正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认为存在诸多疑点：两个四十多岁的男子杀一个弱女子为何未遂，未予解释；梅氏兄弟如何谋划杀人办法，两人有何共同利害，只字未提；对作案时间未作详尽分析，也不考虑事发旧宅根本没有举起木凳的空间；此外，“杀人时候如此，到了10点为什么又如此善良？谁10点就不能杀人了？”
1997年末，二审驳回了兄弟俩的上诉，称判决不仅有来自被害人的，还有机关现场勘查、证人证言的支撑。
王文正质疑，若现场勘验发现，早就该把嫌疑人抓起来；除了人顾敏黎外，也没有其他证人证言，“最后说两梅多次供认现在又多次是，这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因为没，只能说你也承认过嘛”。
去世前一天，王文正前去探望。看见老友，急性子的郑传本一把拉掉脸上的呼吸罩说，“我就想不通这个案子怎么会成这样。”
之漫漫。梅母先后去过二十多次，跑遍了中央、上海大小部门。郑传本本人甚至曾通过熟人将材料递给了当时的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然而，他们等来的消息是：2004年，最高立案庭裁定案件不符合再审条件，决定不对该案提起再审；2006年，最高人民检察院认为案件不符合抗诉条件，决定不予抗诉。
2008年起，王文正陆续15次致信上海、中央机构有关领导，呼吁复查此案。据他所知，一位案件发生时的主管市领导曾找到市检察院有关干部了解情况，但结论是，“不管案件对还是错，两高已有，我们下级服从上级，可以不，要改也是两高来改。”
在此期间，梅吉扬于2005年提前获释，但他的家庭经此风波已分崩离析；不肯的梅吉祥只获得了一次减刑，由死缓改为无期后继续服刑。
律师翟建透露，2008年，他与郑传本共同代理另一个刑事案件，为了当事人的利益，他试图劝说老郑选择与法院达成。
“我拿两梅案跟他举例，梅吉祥也认过罪，如果他后低头认了，可能现在都出来了。我说，正是因为你的和执著，他现在还在里面。我们本来想，结果离越来越远，这是教训，郑老师你说是不是？”
2009年，郑传本病重。去世前一天，王文正前去探望。看见老友，急性子的郑传本一把拉掉脸上的呼吸罩说，“我就想不通这个案子怎么会成这样。”
郑传本的学生、律师易瑞京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两梅案”成了老师生前最放不下、“死不瞑目”的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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