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318“太阳花”遭起诉但一审获判无罪的林飞帆（前左2）、陈为廷（前右2）31日聆判后表示，运动未结束，继推，要求执政党尽速立“两岸协议监督条例”、召开“会议”。记者刘世怡摄 图片来源：“中央社”
2014年期间，笔者投书不赞成学生攻占台“”，而认为循程序、投入选举才是正途。结束3年有余，经政党轮替，“两岸协议监督条例”仍遥遥无期，两岸进展停滞。
随着上个月底台北地院判决占领“”的行为无罪，再度引发讨论。笔者暂不拟评论判决，一来是尚未公布、检方亦未公开，笔者难以论断法院无罪心证的妥适性。再者，待一审公布后，检方若上诉，尚须至少经二审法院审理；本案值得社会去慎思。
北院认定攻占“”是“象征性言论”，并以“不服从”作阻却违“法”事由。这个判决遭到了质疑。因为，学谈的“不服从”，是指一群人为了“不公义的法律或行为”，基于“”而采取“违法行为”多数人认同，行动者也预期自己会受法律惩罚。
基于上述定义，有人直观认为：处罚行动者是天经地义。然而，这样的看法忽略了力量也是法律正当性的基础，而（rule of law）不同于法制（rule by law），是一套不断追求“止于至善”的活法体系。之可贵就在于每一人，都体认到“”非等同于“正当”；时常对于“性”保持警戒与不完全信任，是重要的命题。
因此，现代意义的“不服从”，不只是“个人基于”，更应包含“‘’价值”而行动。亦即，公可能披着的外衣（或因现行法律跟不上时代而僵滞）而违法或不当行使，不服从者虽然形式上违反法律，但可能是为了捍卫法秩序中更高位的“”价值。因此，法秩序加以两相权衡后，不必然会得出“不服从者违法”的结论，进而促使为政者谦逊、更新旧有的法秩序。
针对这一大哉问，去年《中研院期刊》有深度论辩。刑者薛智仁《“刑法”观点下的“不服从”》论文，回答了些疑问，并以“基本权（例如，）”，而非如同北院采取学上的“不服从”概念来作为阻却违“法”事由。薛老师的主张刺激了传统刑事的讨论，也获得了公者如廖元豪老师的肯定。
两位学者都同意“不服从，不必然违法”，也同样“以言论与作为阻却违法事由”：一、薛智仁将“318占领”作为“象征性言论”分析，主张应采“个案利益权衡”，结论是无罪。二、廖元豪指出“个案利益权衡”的缺失，简单来说，当对于发生的原因、、正当性、行为必要性等认识，有相当大的差异时，如果法院要采取“个案利益权衡”，应采取哪种事实评价的版本？这会不会形同于选择出“法院喜好的言论”？
为了避免法院以自身的主观看法权衡言论，廖老师认为应回归“大解释”及美国实务有关的理论。并认为在此标准下，毁损、侵入住居或妨碍公务等“刑法”，都不是为了管制言论，而是出于其他正当目的，占领行为显然不能因为主张而不罚。
我们陷入两难：“个案利益权衡”导致结论大幅倚赖对个案情状的评价，提高了的可能性。我们可想见，这有冲击对信心之弊病；但若放弃个案权衡，未来又能否细致调和多元价值冲突、因应升级的需要？
有没有更好解方？这没有简单答案。青年学者思辩交锋值得肯定，可惜未看到实务界资深人士提出看法。
除了上述刑事政策的争论外，不论喜不喜欢318，我们必须承认：的代议制度，在许多心中早已面临常态的结构性失灵，加上社会透过因特网加以连结，已明显改变公共参与及的样貌，也冲击了的形塑与探求、审议与问责结构。不同世代对与的关系，存在不同想象。这对于二战后才蓬勃发展的“”基本权理论是一个断层；而对发展自18世纪的传统刑法释义学（晚近实务才渐被更多灌注“”价值）更是一大挑战。
对1987年解严的，在时代催逼的能量下，几大板块挤压所汇集冲突点断层之一，就是“不服从”定义及评价的变与不变，这会是许多地区面临的新题目。318只是现实的爆发点。
板块的持续挤压不会停止。因此，比“判决有罪无罪”更重要的是，藉此从多面向，进行对、、社会的全面反思，以准备回答制度新一波升级的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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