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股民“杨百万”

　　“最初，我是一个投机商；后来，我转变为一个专业投资者；而今，炒股于我而言，是事业不是职业。”这就是——

　　3月12日，在上海闸北区一座优美的小区内，笔者找到了杨百万炒股工作室，见到了有“中国股市第一人”之称的杨怀定。

　　当他在1988年通过国库券买卖得到第一个100万的时候，万元户都还是稀罕物。作为第一批投身证券市场的代表，几经起伏，岿然不倒，他的每一步，都刻着中国经济发展的烙印。

　　“1988年到1993年，是我最兴奋的5年，但同时也是我最痛苦的5年。我第一次看到那么多钱，但没有社会地位，思想上也很彷徨，我每天都担心自己被列入‘投机倒把’的，担心自己的活干不长久。” ——杨百万评早期生活

　　“我是1988年3月28日从工厂辞职的，把自己的铁饭碗扔下之后，在家里躺了两个礼拜，琢磨该干哪一行。”在杨百万回忆中，那两周做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看——他订了市场上所有能买到的，一共73张。在4月初的一天，一条新闻引起了他的注意：1988年4月21日，中国将国库券交易。

　　“我看过《子夜》，只要有证券交易，就有高低价。虽然我们是社会主义经济，但证券交易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只要存在，就一定会有高有低……”杨百万称，当时他就“傻”想，或许能从差价中赚上一笔。

　　在首个交易日，杨怀定拿着两万元钱到了交易所，站在交易所的门口，他算了一笔账：国库券1985年的开盘价104元，利息率15%，如果两万元全部买下，一年就有3000元。“当时存在银行的利率是5.4%，全年利息1080元。那多出来的近2000元，早已超出我在工厂的工资。”于是他把所有的钱都买了国库券。

　　“买是买了，但是心里忐忑不安，害怕跌。下午就迫不及待地跑去交易所看行情，一看，发现涨到112元了，我赶紧卖了，赚了800元。”一年的工资到手了，杨怀定心放宽了些，又开始突发奇想：如果我能把104元的国库券买回来，再以112元的价格卖出去，不就可以赚钱了吗？由于当时全国有7个城市都了国库券交易，杨怀定决定打听一下其他城市的行情。“那时候国库券行情属于，但当天的《解放日报》报道了上海的开盘价和收盘价，以此类推，各地的党报一定会报当地的行情。”杨怀定立即跑到了上海图书馆，翻看全国各地的党报，终于查到，安徽合肥当日国库券开盘价94元，收盘价98元。

　　连夜去合肥！一个来回，20000元的本钱一下子变成了22000多元。跑了几次以后，决定借钱，他手头有了14万元现金，开始背着更多的钱往返于合肥和上海之间。通过这种蚂蚁搬家的方式，一年之间，杨怀定变成了杨百万。

　　钱给杨怀定带来了兴奋和激动，也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在身价超过百万半年之后，杨百万便名声在外了，因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每天80万的成交量中，有四分之一来自杨怀定，证券所纳闷：他究竟为何会有那么多的国债券？

　　“查一查制度上是否有什么漏洞，为什么杨百万赚得比我们证券公司还好。”当时上海市高层领导的批示，让杨百万一度感到不安。“当时最大的担心是有一天有人来割资本主义尾巴。”如何才能避免发生这样的情况？杨百万天天想，之后做了其他“倒爷”眼中的几件“傻事”。

　　“我先去了税务局，那天正好是局长接待日，我说，我是小平说的先富起来的人，我要交税。”报上“杨怀定”的名字，局长惊叹：你就是杨怀定啊，我们早就注意你了。但是国库券的税是免掉的，从事国库券交易也不用交税。

　　又跑到人民银行，要求接受党和国家的教育。买库券到底不？接待的同志并没有给明确的答复，而是反问杨百万“你觉得呢”？杨百万随即拿出事先准备好的《金融时报》，指出在国债市场首日，人民银行总行发出的“欢迎随时买进随时卖出”的鼓励。“我是，我做的事情就是随时买进，随时卖出，那就应该是‘的’。”

　　为了确保自己之后的买卖，他跑到，以每月600元的工资请了两名为其当保镖。“说实话，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给自己留条，哪怕今后真有什么状况，也能说是在人民的监督下所做的事情，总不至于给太严重的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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