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前后，在上海滩乃至至全国，只要提起杨百万，几乎无人不知。“杨百万”三个字一度成为新中国成功投资者的代名词，甚至出现在很多商业领域，一些成功人士更喜欢别人称呼自己以姓氏加一个“百万”为傲。而“杨百万”本名叫杨怀定，原名叫杨怀新。
作为第一代证券投资者，在资本市场的初期，敢闯敢拼，带动了中国民间早期金融意识的，在我国资本市场的进程中，他能成功既是偶然，也是必然。
作为一个时代的符号，对杨怀定的采访报道自然成为《金融投资报》40周年专题的重点。当本报记者辗转联系上他本人之后，尽管杨老年事已高，但他表示，自己是在资本市场的第一批受益者，当仁不让。
谈到三十多年前初涉资本市场，杨怀定表示，他是一个幸运儿。“之初，上海是桥头堡，我感到越来越多的投资机会在自己周围，但当时很多人对此并没有清晰的认识。”
1988年4月21日，经国务院批准，上海、重庆、深圳等全国7个城市首次放开了国库券转让市场。彼时，杨怀定因故刚从上海铁合金厂辞职，在广泛浏览各类报刊中捕捉到了这条信息。“那天是4月21日，一早我就到西康的静安证券业务部去了。当债交易开盘104元，我迅速买进，当时钱不多，全部积蓄两万元钱，全买！等我吃了午饭再去营业部时，已经涨到112元了，去掉佣金，一天就挣了800块钱。”
“这是什么概念呢，当时我在工厂上班一个月才50多元的工资，等于一天就赚到了以前差不多一年的工资。”杨怀定敏锐地从中嗅到了财富机遇。从此，他开始频繁地辗转于各大城市，进行国库券的收购和转卖，低吸高抛，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其实，杨怀定也不是他的原名，他原名叫杨怀新。“当年选择辞职，踏入国库券行业时，就给自己改了一个杨怀定的名字，意为‘改变命运、改变自己，怀定了对的希望’。”
其实，在那个年代，杨怀定对自己这种买库券赚钱的行为，心里总觉得不踏实，“当时觉得这是一种倒卖，我很担心哪天犯‘投机倒把罪’。当时我每次一个来回大概能赚2000块钱，10次就是2万，这在当时就是个天文数字，我心里是有点的。”
于是，杨怀定去上海人民银行咨询。“我问银行的工作人员去外地收购国库券再拿来上海卖掉可不可以，当时银行的工作人员没能给出明确的答复，还反过来问我。于是我把上登的当时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李贵鲜的文章翻出来给他看”。
李贵鲜在《金融时报》上答记者问时表示：“欢迎随时买进、随时卖出”。“我就指着这段给银行的工作人员说，我认为可以，我就是啊。他们仔细看了一遍之后对我说，既然李行长说可以，那当然可以。其实我知道他们只能这样回答，但跑这一趟得到他们的肯定答复以后，我就吃了定心丸了。”杨百万笑着说。
之后，经过半年多的上海与异地的来回奔波，通过频繁买库券，杨怀定的财产迅速滚到100多万，也就是那时，杨怀定就被大家称作“杨百万”。当时，他还专门给自己印了一张名片，称自己为“上海平民职业投资者”。杨怀定笑着说：“当时社会上并没有这一职业，名片发出去以后，用现在的话讲，在全国很‘拉风’，在国内的职业投资者中，我是第一个打出这个职业旗号的。”
出名后，财富的迅速累积还是让杨怀定一度很忐忑。他曾经专门跑到银行、税务局去，反复咨询自己行为的性。后来，杨怀定还是暂停了一段时间自己个人的买卖，他找到了当时上海的万国证券公司（上海三大证券公司之一，1996年7月16日与申银证券合并为现在的申银万国证券公司）总裁管金生，受管金生邀请，杨怀定开始为万国证券跑外地收购国库券。遗憾的是，万国证券雇佣杨怀定收购国库券的事受到了其它证券公司的抵制，最终他只好离开万国证券。
在这之后，杨怀定开始转战股票市场，而且出手不凡。“1990年底，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的第一天，我一个人独揽了交易量的一半，这在当时引起了轰动。”杨怀定回忆到。当时，杨怀定坚定认为国家设立证券交易所，一定会有大发展，自己没有理由不积极参与。杨怀定笑着告诉记者说：“我之前从事国库券买卖的经历，对后来从事股票交易也是有帮助的。我经历过1988年国债低得的情况，所以，对在市场低迷的时候进去都有好处深有体会。投资股票以后，我的就是追跌杀涨。”
在此之后，随着中国证券市场的不断发展，投资者队伍的不断壮大，特别是机构投资者的参与，杨怀定这样的个户在资本市场的影响力也开始逐渐隐退。“自己身体也不是很好了，现在主要搞点长线投资。”
杨怀定这一批新中国第一代职业投资者的经历，是我国资本市场的折射。从他们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当年那批敢于冒险、抓住机遇“先富起来”的投资者们的缩影。
40周年，经济的发展、城市的变迁、建筑的升级、企业的壮大、交通工具的换代、生活方式的变化......这些跃动，您一定感受到了！那些亲历的、看到的、听说的回忆，您一定会有感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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