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丨艺术生活

　　阿瑟·丹托曾告诉我，他生于新年第一天(1924年1月1日)，因此觉得有必要做些重要的事。我问，生于1月10日的我又该干些什么?他回答说:“显然不如我要做的事情多。”他确实做了些很重要的事。他与史丹利·卡维尔（Stanley Cavell）、纳尔逊·古德曼（Nelson Goodman）和理查德·沃尔海姆（Richard Wollheim）被称为英美传统中的四巨头，他们重新阐明了哲学家在思考艺术时，应如何将艺术纳入到他们各自所建立的更为宽广的哲学世界观中。丹托将他所称的“艺术的分析哲学”（analytical philosophy of art）视为他的历史、行动和知识的分析哲学体系中的“极小的一部分”。在他的艺术哲学享誉世界之前，他曾由于擅长其他领域的哲学而为人所敬仰。起初，当写关于艺术的部分时，他想要写一部《艺术的分析哲学》（Analytical Philosophy of Art）的书以配合他之前所写的著作。但他很快就发现自己逐渐远离原来那个苍白的题目，他的思想也出现了转变的征兆，使他摆脱哲学的从而找寻到他为之奋斗一生的东西。他找到了一种加强分析哲学的方法，即通过一种描述性的模式将之带入生活，这种描述性模式以一种被完美设计和十分有性的迂回的方式呈现;造成的结果是他被认为是在他自己所属的时代最杰出的关于艺术的哲学家。怀着类似的，他引入了一些源自黑格尔、尼采以及萨特的主题(他为后两人写了专论);他还引入了一些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开设的禅课上所体的主题。在他众多的著作(30本以上)和数以百计的学术论文和文章中，《寻常物的嬗变》（The Transfiguration of the Commonplace）这本书是他艺术哲学生涯的转折点;也是一个绰号碰巧是“艺术”(Arthur简称Art)的人的整个人生的转折点。虽然他从未想从哲学上克服艺术与生活之间的鸿沟——他在思考任何事时都力图保持这种差异性——他带着一种转变中的愉悦和乐观在艺术的道上过着他的生活。他将别人当成来经历的东西(在20世纪有很多这样的东西可供选择)转变成为一个，这个梦是关于更好的人类条件的，是关于从的、思想的的世界中解放出来，这个的世界被他以不同的方式看成是结束的、停止的、过时的。

　　我第一次遇见阿瑟是在三十年前，在的一辆大巴上。当时这辆大巴上载着一群很有的哲学家去参加一个主题为“意向性”(intentionality)的会议。为什么我会在这辆巴士上与我要讲的故事无关。相关的事实是我当时正要开始关于音乐哲学的研究，并发现自己坐在阿瑟边上，这让我有机会向他描述我所写的论文，内容有关克里普克（Kripke）对于音乐的思考。阿瑟在听的时候给予了极度的宽容(尽管他后来跟我说只有一点点)，他说我的论文给了他很多灵感。他还告诉我他永远不会忘记这次相遇。随着后来越来越了解他，我意识到他总能记住他遇见的人，并且几乎所有的会面对于他而言在某些方面都是特别的。他总能从他的谈话者身上发现一些值得称赞的地方，不论这个人是什么年纪或者什么地位。

　　我们的再次会面给了我一个机会当众描述阿瑟·丹托。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年我在美国美学学会(American Society for Aesthetics, ASA)年会上发表了我所写的学会的历史。由于我来自英国，我对于与美国有关的很多事情还不大清楚。所以当我为我的报告做准备性的阅读时，读到丹托是“‘国家’的艺术家”(art critic for Nation )，我猜这意味着他类似于“美国的桂冠诗人”，因为我并不知道《国家》其实是他将要效力多年的一本。所以我就是这样描述他的。观众都哈哈大笑，但当我意识到自己出错了时，我却很满意，假如没有这个恰如其分的赞誉，我的描述虽然更真实，但却会显得过于平淡。我的跳跃性的描述，十分适合丹托历史哲学中关于叙事语句的理论，同样也非常适合后来的事实，丹托后来真的成为了艺术哲学领域的“美国桂冠诗人”。

　　当20年后我到哥伦比亚教书时，我和阿瑟变得非常的熟络，但这并不表示他完全满意我的美学研究方法。一次，他指出我太过于关注欧洲，应该打开眼界去关注我周围的世界——他实际上指的就是纽约。所以我选择阅读欧洲和美国两边的东西，并开始评述阿瑟的著作，以美国为重心，但我还是有意将之与我十分感兴趣的美学理论家阿多诺(Theodor Adorno)的著作并置。10年后，我不遗余力地研究丹托和阿多诺，甚至想把这两人合称为:阿多丹托(在那时候我真的很丹托)。造成我的学术项目难度大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有个很特殊的原因:阿多诺死于1969年，像是过去的人物;而丹托当时是活生生的，并且就住在隔壁。因为我想要正确了解他的观点十分简单，我可以打电话给他或者直接去他的公寓问他在写这个或那个的时候脑子里是怎么想的。一天早晨，他打电话告诉我，虽然他愿意告诉我世界上的任何事，但我在写书的时候对待他应该像对待阿多诺一样，他的意图也应该是不可知的。由于我知道丹托是个意图论者(intentionalist)，我的第一反应是大笑，然后就在想他给我的电话是不是一个“意图的”——所有我需要知道的他的意图都应该从他的书中得知，所以并不需要额外的电话。然而最终，我了解到一些别的事:虽然阿瑟是一个意图论者，但在他所阐述的当代艺术中，意图成了他最不喜欢的话题。更多的是，他道明了友情的事实，更重要的是指明了要在恰当的空间和时间“出现”——正如他在看到堆放在画廊地上的布里洛盒子的那一刻，使得他为他的艺术哲学添上了最后一点内容。他不仅仅成为了著名的当代艺术评论家，他还成为了他的有艺术家相伴的生活的讲述者，并且非常享受这种陪伴。成为一个意图论者可能是出于哲学家的立场，但是哲学如何转变为艺术这个过程却从未如丹托有时所声称的那样明显。当我完成我的书时，丹托马上就反馈说他无法认出他的观点。我告诉他说这是他应得的，当他打那通电话时应该有先见之明。他笑了，并提醒我“意向性”是怎样成为我们的长久友谊开始的一种方式。

　　每年我都在哥伦比亚大学开设一个为期一年的研究生美学课程，这门课持续了很多年，是一个戏称为“从Plato到Nato”的综述。Nato当然就是丹托，他大方地答应在最后一节课来讲述他的研究。当他出现的时候，学生们都很兴奋很高兴，一位同学在课后很开心地找到我说，“戈尔教授，能够和一位真正的哲学家面对面交流真是太好了”。丹托是真实的这一点倒是真的;他是自柏拉图开始的漫漫长上的一个集大成者也是真的;他在年轻时作为一个木刻艺术家，创作了一个苏格拉底的形象，神秘的是，这个形象竟然看起来像极了后来的他自己。艺术的描绘如他所言会不断变容。即便我有点懊恼自己在那个学生眼中，连个进入哲学世界的候选人都算不上;我更责怪自己做了一个集合了所有我习得的、容貌都辨认不清的哲学家的合集。所以，很多年以后，我更加重视丹托的，对于不可辨认的事物，不能仅仅依赖你所眼见的:要找出事物间的差别。于是，我们就不会地认为那些看起来相同的事物是同一种事物。当我们了解到这一点时，更多种进入艺术哲学圣殿的道就会相继出现。

　　在阿瑟去世前的最后一个月、最后一星期和最后一天，我与他相伴了很长时间。我们通常会用歌剧作为沟通的媒介。我会把我的iPad拿到他公寓去，给他放歌剧里的唱段。他回忆起他听过的很多著名歌手，他告诉我他最爱的是艾米丽塔·加利—柯西(Amelita Galli-Curci)。在某个这样的情境下，阿瑟开始用标准的意大利语哼唱《波西米亚人》开头的情歌二重唱。他阅读到的最后一篇我所写的文章是比较这个歌剧与他的《寻常物的嬗变》的开篇中提到的红方块。他现在己经不像以前那样听得那么清楚，他看着我听着唱段的样子，开始描述他所看到的。他所见的我，不像是在听而是像在对他唱。我不知道这将会成为我俩之间的最后画面。两天后，他收到了期待已久的一本书，这本书集合了他的生平与著作，由“哲学家图书馆”（Library of Living Philosophers）推出。几小时以后，他失去了意识，在这个过程中他还带有一丝平静离世的愉悦，他知道他将会再次遇到他60年来每天都会说说话的朋友:理查德·库恩斯(Richard Kuhns，1921-2010)。他们两个对我而言意义重大，他们彼此也把对方看得很重要。在失去这两位挚友的哀伤时刻，想象他俩每天早晨又开始在某处散步并探讨深刻的问题，对我而言真是一个安慰。

　　丹托生于普契尼死的那一年。我总想写关于他俩的文章，这也正是我最近在做的并将要继续做的。我的书不是关于结束或者新的开始，而是关于开始;第一行总是关于阿瑟，给人带来一种他每天醒来准备写作时的兴奋。大约一年前，有天早上他打电话给我，他当时在写他最后一本书《艺术是什么》(What Art Is)，他是为了告诉我，他突然间明白了他以前从未明白的事:为什么沃霍尔和布里洛盒子对于他而言是这么重要，让他作为一个哲学家得以了解艺术的精髓是什么。我并未把他的想法看做是重复的，相反，我回过头来想他是怎样从一个红方块开始他的《寻常物的嬗变》;众所周知，这个哲学家在描述红方块时了重复这个词的意义。丹托关于艺术的最后思考拥有春天的新鲜感。他将这种思考命名为的梦。他有能力将一些看起来极其普通和熟悉的东西当作是第一次见到。他的研究走在我们前面，我们重新阅读，他的作品在满溢的哲学中注入了艺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