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名家访谈/图文并茂】《树梢上的中国》记录中国历史的古树——附梁衡访谈:叙大情大理 写胆识文章(王永杰 魏锋)
梁衡不仅是我国著名学者、新闻理论家、散文家、科普作家和家,行走在文学、新闻与之间,游刃有余。
退休后的他又迷上古树,到处为它呼吁奔赴,开。也是“人文森林学”的首创者、者和推动者,其创作的“中华人文古树系列”作品,引发业界、学界广泛关注。
我一直在创作一组散文《树梢上的中国》,就是去找那些有故事的记录了中国历史的古树,写一本“树的史记”或者用树来写一本史记。我认为记录历史有三种形式:文字、文物和古树。而这三种中,只有古树是有生命之物。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比人活得更长的只有古树。它可以活到数百年、千年以上。从纵向来说,古树是一个活着的历史坐标;从横向来说,古树是一个有生命的地标。地球上哪一件活物能有这样的荣誉?但是,当我翻山越岭采写完每一棵树并发表后,总觉得文字还是不能尽数表达内心的激动,于是就试着换一种方式,用绘画讲每一棵树的故事。绘画是形象艺术,毕竟更直观、生动,而且更含蓄、更富有象征性。
2016年11月14日至17日,我国著名学者、新闻理论家、作家、《》原副总编辑梁衡先后深入咸阳汉阳陵博物馆、茂陵博物馆等实地考察,不断询问关于文化遗产等问题,对陈列展示的文物表现出了极大兴趣。图为梁衡与作家、咸阳日报记者王永杰在对茂陵博物馆石刻进行交流。(摄影:魏锋)
写在前面:他曾说过,他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作家,但是,他的作品却入选各种教材最多,也是影响学生和读者最广的一位作家;写作以来,他从没有经历过退稿,从《日报》到《 》,每篇文章的发表都会引起读者热议,并被传颂、转载。他的一篇数千字的人物散文,足以抵得上一部几十万字的人物传记。他就是梁衡——原国家新闻出版署副署长、《》副总编。
本专访曾首发人民日官网《人民网》,《图书馆报》《中国新闻出版传媒商报》《三秦都市报》《咸阳日报》等,《中华文学》《西北文学》等,据不完全统计,先后有上百家网站及号,后收录梁衡先生《树梢上的中国》一书。
2016年11月15日,首届西北文学颁大会隆重举行。著名梁衡的散文《一个尘封垢埋却愈见的灵魂》获散文大,图为梁衡发表获感言【摄影:魏锋】
梁衡,1946年生,山西霍州人。著名学者、新闻理论家、作家。长期从事新闻工作,曾任日报记者、国家新闻出版署副署长、副总编辑。全国代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导师、全国记协特邀理事、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小学语文教材总顾问。著有新闻三部曲:《记者札记》《评委笔记》《总编手记》及《梁衡新闻作品导读》。散文集《觅渡》《洗尘》《把栏杆拍遍》《千秋人物》等。科学史章回小说《数理化通俗演义》、写作研究集《怎样写文章》《我的阅读与写作》,集《官德》《沉思录》《干部谈》等。出版有《梁衡文集》九卷。曾获青年文学、赵树理文学、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全国好新闻和五个一工程。代表作有《觅渡,觅渡,渡何处》《大无大有》等。先后有《晋祠》《觅渡,觅渡,渡何处》《跨越百年的美丽》《把栏杆拍遍》《夏感》《青山不老》等60多篇次的文章入选大、中、小学课本。
:听老树讲故事:陕西府谷之高寒岭上有一棵宋代古柏,其形酷似中国地图。当年宋夏在此对峙经年到公元一六九七年康熙从此树下出发亲征平定准噶尔蒙古,奠定了现在的中华版图。一九三二年江西瑞金一老樟树接住敌机空投救得树下一命,无意中改写中国历史。一九五八年全国砍树炼钢,彭徳怀回乡视察亲手在刀斧下救得一棵五百岁老重阳木,第二年在庐山会议上被打成中身亡。一九二0年固原发生世界最大之地震,地裂二百三十七公里。一四百岁古柳正当其缝被一撕两半,现又过百年还存活完好生长茂盛。无论是战争还是都逃不出生命的。忽有感而仿焦墨法绘四树图 丙申夏日下苑村 梁 衡
2016年11月15日,他来咸阳职业技术学院参加首届《西北文学》颁典礼,他写张闻天的那篇《一个尘封垢埋却愈见的灵魂》获得散文大。期间,我们就阅读梁衡散文的一些体会以及散文创作,新闻写作的相关问题采访了他。以下为问答内容。
记者:梁老师,季羡林先生称你为“散文,而你也的确写了很多非常震撼的有关伟人、人物、历史人物的散文,请问,你是如何看待季羡老对你的这个称呼?你又是如何理解散文的?
梁衡:季老时我常去看他,谈,谈写作。这是季老给我写的一篇《序》里的说法,在社会上很流传。散文是题材的散文,它以事件、人物为写作对象。我承认,我写的是散文,当然我不只写散文,还有其他题材的散文。比如,1982年就入选中学课本,现在还在使用,影响较大的《晋祠》,就不是散文,是山水散文。我前期是写山水散文的,只不过后来发表的散文影响大,好像散文成了我的标志。这与写这个题材的作家不多,也有关系。
从古至今,中国最的好散文几乎都是散文,比如《出师表》《岳阳楼记》,包括后来林觉民的《与妻书》,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鲁迅的《为了忘却的纪念》等等。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魏巍、秦牧、方纪等都有一些好的散文。但是很可惜,现在写散文的人少了。这与一些作家远离、回避有关。这样做两方面都受伤,也吃亏。因为没有作家关注,的健康发展就少了一种助力。主张没有插上文学的翅膀,普及效果就差,很难为普通大众所理解。作家也吃亏,不能站在这个巨人的肩膀上,作品的重量上不去。现在,我们应该正视这个问题,关注题材的作品。文学界不是总喜欢说《百年孤独》吗,我也有一种孤独感,环顾左右,粉丝很多,同道者无。写散文的人还是没有,可能是因为有一点风险。或者,不愿意费力去挖掘那些分散的尘埋的资料。当然你孤独、超前,就更受到读者的关爱和尊敬。
《中华版图柏》:陕北高寒岭,晋、陕、蒙交界处,有一酷似中国地图的900年古柏。宋庆历四年(1044年),范仲淹、欧阳修于此抵御辽国入侵。1697年,康熙亲征,从这棵树下出发,平定了蒙古准噶尔部的入侵,奠定了现在的中华版图。画面题诗:抓地托天立边墙,惯看金戈与狼烟。翠枝尽染霜与雪,化作版图来纪年。
《觅渡(修订版)》是当代散文家梁衡先生文集名作《觅渡》的修订版。《觅渡》自2004年出版以来深受读者欢迎,至今已重印16次,社会反响长盛不衰。增补了梁衡先生在《觅渡》之后发表的部分散文和随笔,沿袭前书的体例,分为“大情大理”、“青史如镜”、“山川如我”、“人生”、“域外风雪”、“为艺为文”等六个部分,文章继承了梁氏散文的一贯风格,说大事、大情、大理,在恬淡、悠远中透露出一种至情至性、悲天悯人的情怀。
记者:读你的那些关于历史人物,人物的散文,常常会让人热血沸腾,其中闪现着人格的力量,无论是写张闻天、瞿秋白,还是写、、,你总能给人许多新鲜的东西。这些伟人,其实大家都很熟悉,要写出新意,可以说非常之难。但你写他们,总有新的角度,总有新的史料,而且还总有你独特的思考,我不知道那些资料,你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总是你在发现?
本书精选梁衡人物散文50篇,包括对、、彭德怀、张闻天、瞿秋白、方志敏、、诸葛亮、陶渊明、韩愈、范仲淹、文天祥、柳永、李清照、林则徐、王洛宾、季羡林、赵朴初、吴文季等名人的评点、和思考。梁衡先生为我们讲述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历史、加上他独到犀利的点评,行文如流水,文字优美,摒弃其他历史书的枯燥乏味,无论是史学专业还史学专业皆可拿来一读,老少咸宜,让人受益匪浅。该书采以图配文的编排增加了文本的美感和轻阅读感。
梁衡:我谈两个问题,一个是资料从哪里来,一个是从哪里切入。我的资料都是公开的。许多人以为我身份特殊,在上层,掌握了什么秘密,其实没有。只是我在阅读的时候带着问题读。如果你关心这个人物,就会注意他的资料。平常大家都讲读书,其实阅读不只是读书,对写作,特别是散文写作来说读、更重要。因为你要追求贴近读者,这些资料新鲜。我的大部分资料来自于。一个学者、作家会通过书、报、刊三个层次来积累信息。我在新闻出版署工作过,曾兼第一任研究室主任,研究过这三种出版物的性质。它们有不同的定义或者说是定位:最快,是散页的连续出版物;是成册的连续出版物;图书是成本的不连续出版物。图书和报刊的区别是不连续。不连续就不是最新的,信息量及新鲜度也不一样。可能与其他作家不同,我更多地阅读文章,很多人不注意这个问题。比如瞿秋白的资料就是最先在的上刊登,我们转载,然后我读到的。还有张闻天、等一些领导人的资料都是在先在报刊上读到,然后再从图书中深入求证。报刊是社会焦点,读者视角的晴雨表,也是最新信息的来源。
《彭德怀重阳木》:一九五八年,全国砍树炼钢,彭徳怀回乡视察,亲手在刀斧下救得一棵五百岁的重阳木。第二年在庐山会议上彭因反对,被打成,“”中害身亡。梁衡题诗:“元帅一怒为古树,庐山人不复。唯留正气在,重阳木。”在这幅画中,远处的庐山群峰和庐山会议大礼堂隐约可见,这让作品的历史内涵和人文更加丰富。
一个作家的写作有两个基础,一个是大量的阅读,一个是深入生活。我们过去只强调了生活,阅读这一点强调的不多,因为一个人的生命最多也就一百年,再多你还能活多久?生命有限,生活有限。那么,更多的资料从哪里来?靠以前知识的积累,靠阅读。关于这一点我有一本专门的书《我的阅读与写作》。
第二个问题,怎么切入。老题材要有一个新切入点,从哪里去找?从读者的视角,大家关心的角度去找。比如我写张闻天的《一个尘封垢埋却愈见的灵魂》,已经发表六年了,但现在仍然在网上传,包括一些地方,国外的华文世界,手机上都在传,说明读者一直都在关注。过去没有作家碰这个题目。作家作品成立不成立,主要看读者的关注度。我搞多年新闻工作,后来又在大学兼新闻学博导,研究新闻理论。过去有一个老的新闻定义“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情”,陆定一说的。我提出一个新个定义,“梁氏定义”:“新闻是受众关心的新近发生的事实的信息。”这里比原定义多了三个要素:受众、信息、,特别强调“受众关心”。作家不大注意这个,不像新闻人有那么强的受众感,强调抒发个性。我的散文很注意受众感。
新闻叫受众,文学叫读者。我们都反思,谁能回答了这个问题,读者就关心,而且要用文学语言。搞小说的人讲典型性、人物塑造。散文不能虚构,但实际上散文也在挖掘矛盾冲突、人物命运。我挖掘的人物都具有悲剧性,就是这个人物和时代的冲突、碰撞。彭德怀,张闻天对不能接受,但是他代表了历史前进的主流。写瞿秋白,就写他的心灵,还有高贵的人格,这就是切入点。
记者:你有一篇散文,《假如去骑马》,体例很特殊。整个文章完全就是建立在一种假设上,当然,这种假设是依据历史背景、人的性格特点,有很强的逻辑性。是一种符合逻辑的想象,作为散文,你认为是可以想象的吗?
《百年震柳》:1920年,海原发生世界最大之地震,震波绕地球两圈,死28万人。237公里长的地震裂缝横穿甘、宁,一棵400年的古柳正当其上,被一撕两半,但是它又顽强地活了96年,现在仍枝叶茂盛。画面题诗:世纪大地震,地裂穿古柳。一撕为两半,独木成双偶。不觉已百年,树劈身不朽。
梁衡:先声明,我是反对散文虚构的,否则和小说还有何区别?上世纪五十年代曾有一篇名散文《第二次考试》,其实是小说,选入课本,带了坏头。这方面我曾有专门论文。但现在还是有作者在投机取巧,虚构散文,借小说的情节离奇、来冒充散文情节,骗取读者。这有点像虚假新闻,假事当真事报道,骗取读者。读者一但看破,就会很失落、难过。这是一个写作理论问题,研究不够。
我这篇《骑马》明确告诉读者是一种猜想。标题就讲明“假如”。不会误会为小说。现在不是讲跨文体写作吗?其实我写的时候没有想到什么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虽然是在写“假如”,但我有非常严谨的材料。要骑马走江河,是我在六、七年前就看到的一些资料。至少三次说到我一定要骑着马顺黄河、长江走一遍,这都是有具体时间的,分别是1959年、1960年、1961年。1964年夏天毛和他的警卫部队已经开始适应性训练,已为他选定一匹小白马(转战陕北时他骑的也是一匹白马)。这个假设没有像小说那样去虚构,它是一种推理。当年,我写这篇文章的背景是,老百姓对有一种普遍怀念,不是怀念,是怀念毛在国际对强敌不的一面,想起他说的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任何写历史都是在写现实。而当时我们的外交很软弱,老百姓有意见。常收到群众来信,寄一包钙片。这篇文章能够成立,能够引起共鸣,就是文章撞击到了读者心中的那个点。当然,作者占有的材料,作者的胆量同样重要。文章发表后,反响强烈,也没有说什么,的领导还常问我要新作。
记者:作为文学写作,人物都特别,一般人不敢涉及,你不但涉及了,而且写的很到位,而且这些文章都是公开发表的,这是不是与你作为《》副总编、新闻出版署领导有关?如果让一般人去写的话,这些文章会不会见报?
梁衡:现在都讲软件、硬件。从软件来讲,先说我的文章内容,内容要站住脚,站住脚才能发表、流传开来,站不住脚,编辑就给你毙了,等不到更高层。到现在为止,编辑没有扣过我的文章,也没有说什么。我从没有过退稿。作家要有一个正确立场,要能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来分析解读事件、人物、问题,作家的立场必须是正确的、科学的,要站在历史进步和人民的立场上。
从硬件来讲,写作和发表的平台很重要。我的文章几乎都是在主流,在《》《日报》《新华文摘》上发表的。少数也是在主流文学刊物《中国作家》《人民文学》《文学》上发的。从未在非主流刊物上首发文章。(当然,他们转载很多。)作品影响大与这个硬件有关。作家的身份也是文章的一部分,也是一种硬件。你要用你的作品创造出你的权威。赢得、读者和社会的信任。人家愿意发,愿意看,愿意传。
记者:读你的文章,我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就是你的每一篇文章都是经过认真思考,大量阅读,占据十分丰富的资料之后才动笔。所以,几乎每一篇文章,一开头,就感觉不凡,让人一读就放不下,你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哪一篇文章,你酝酿的时间最长?
梁衡:《大无大有》。这篇文章前后经过了20年。是1976年去世的,1978年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第一次办遗物展览,我那时候在太原工作,专门坐火车去看那个展览。从1978年开始搜集资料,到1998年发表这篇文章,整整20年。这中间有个变化,我工作调到了,到了新闻出版署,接触的资料就更多了。这篇文章很受读者欢迎,一直到现在,每年一月总理去世的日子,还有报刊在转载。写瞿秋白的那篇《觅渡,觅渡,渡何处》,前后是6年。《跨越百年的美丽》发表后入选教材最多,由小学6年级一直到大专院校、师范院校等13个教材版本都在使用这篇文章。那篇文章从积累素材到成文,也有十几年。因为居里夫人的背景资料是我在1984年创作《数理化演义》时熟悉的。1998年镭被发现100年的时候我发表了那篇文章。当时我在新闻出版署工作,那时候,中央部委每天有个文件的夹子,文件上有领导的批示。那天我看到副总理给时任教育部长陈至立的批示,大意是今年是居里夫人发现镭100周年,宣传一下居里夫人。这个批示放在一般人看完也就完了,我就琢磨能否写篇文章?于是,我就写了这篇《跨越百年的美丽》,发表在《日报》上。从1984到1998,这个从搜集资料到写出文章前后也有十几年,所以这个时间没法算。其他的文章,就更没法计算时间了,但一般每篇文章的写作也得三五年或更多。
我跟季羡林先生聊天的时候,给他讲林则徐在新疆的故事。新疆我去过多次,采访林则徐当年在新疆的事,讲得老先生眼眶里转泪花。他问我,你为什么不写成一本书,写成《林则徐评传》,我说我宁愿把一本书的材料压缩成一篇文章,它比一本书流传更方便。这和我小时候的阅读习惯有关,我小时候读书就是背,背《古文观止》、背《千家诗》等。所以我认为文章有两类,有给人看的文章,有给人背的文章。我追求后者。不求那么多,求少而精,所以我慢慢积累资料,然后写成两三千字的文章。当年我在《日报》发的文章几乎都被选入教材,发一篇选一篇,所以文章还是要精。现在中学课本里的《夏感》只有666个字。多年不在《日报》发文了,去年发了一篇《难忘沙枣》又被用到市的中考试卷。
记者:梁老师对文章的严谨态度是我们大家需要学习的,现在有些人去到一个地方泛泛看一下,就可以洋洋洒洒写很多,你用10年20年的时间累积材料,就为写一篇散文,让我们看到了你对写作的严谨和认真。我注意到,你的文章,非常善于运用数字,那些数字背后常常是你严格的考证和大量的阅读,而不是随便一个资料的引用。所以那些数字本身就很有力量,又很有温度,而不像其他一些文章,一用数字,就让人感觉好像是会议资料或者经验材料。请问,对于在散文中用数字说明问题,你有什么个人体会和经验?
梁衡:数字的运用,在散文中一般是忌讳的。有一种说法,文章中多一个公式,就少一个读者。但数字也不是不能用,就看你如何用了。文章里面的数字应用得好,可以提高阅读的真实感,也可以充实文章内容。我在指导的新闻编辑时曾说:作为编辑,要多用刻刀,少用锉刀。好多编辑把文章里面的具体数字和一些棱角删除掉,为保平安,这样就把文章个性锉掉了,更重要的是读者印象不深。数字在文章里面用得好的话,读者印象非常深刻。这些数字从哪里来,就是要作家留心去找。比如写张闻天那篇文章时,在庐山上,,彭德怀,张闻天三个伟人居住的别墅,我实地用脚步丈量了一下,相距99步。就在这99步里,曾经住过三个伟人,发生过一场大的争吵,并由此改变了党和国家命运。这个数字就会给大家很深刻的印象。当然数字要用在关的地方。用得好是画龙点睛,用得不好是画蛇添足。这有点像导演如何把握电影里的接吻镜头,要十分小心。
记者:我个人对散文的理解是:散文是情的产物,很多写散文的人都会写到亲情、爱情、友情。你写张闻天、等,不少地方让人看了很震撼,得要落泪,说明你的情感非常丰富,也非常饱满,但是我发现你很少写亲情、爱情、友情、儿女情等,你是在刻意回避这些吗?
2009年前梁衡出版了一本面向中学生的图书《把栏杆拍遍》,书中精选了梁衡的四十多篇散文,由语文特级教师点评,一经面世就成为畅销书,至今每年销售数量都在十万册左右。在广大师生的要求下,我们又陆续推出了这一系列的其他三册,分别为《心中的桃花源》《带伤的重阳木》《人向天的倾述》,后面还会再推出这一系列的其他作品。现在我们将这四本书做成一个套装,以方便广大师大购买和阅读。
梁衡:我曾经提了一个观念,叫做“提倡写大事、大情、大理”,这是我的散文观。作家要写这三个大的东西,这样你就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站在了制高点上。我写、彭德怀肯定比写农民工题材沾光,我写中国历史,写真理,写,肯定能打动好多人。亲情可以写,但是这种情必须上升到大情的层次,假如我有一个非常动人的爱情故事,我愿意把他贡献出来,与大家分享,可是我碰到的这方面的题材不多。其实,我是写过的,有一篇《你为什么得不到爱》,写《康定情歌》作者悲伤的身世,很感人。类似的还有不少,但,大家只注意我的散文。说明还是题材影响大。
另一方面,现在社会上小情泛滥,上世纪八十年代,冯牧老先生在一次座谈会上当时流行小女子散文,说给孩子换一块尿布,也要写三千字,这种作品太多了。作为作家,我在主动导向,写大情大理。还有一种不好的现象,社会老是炒作个人隐私,这些东西不好,搞这个是为了追求发行量,文学搞这个就俗了。
记者:你的许多文章选入中小学课本,你是现代作家中作品入选教材最多的一位,这当然会影响到更多的大中学生的写作,也影响到他们的思维方式,如果让你给现在的中学生写作提一点,会是什么?
本书紧紧围绕着“爱国”的主题,分为美丽中国、文化中国、不忘前贤、还忧国事四个部分,选取了著名学者、作家梁衡先生几十篇散文,包括其经典之作及*力作。
全书不管描述名山大川,还是抒写人物事理,不管谈及历史,还是讲述现实,不管赞颂开国元勋的丰功伟绩,还是普通的崇高人格,都饱含深情,浸透了朴素而又强烈的爱国感情。
梁衡:文章写作有两个基础,一个是阅读,一个是生活,学生在校园里主要是阅读。他们还没有丰富的生活,但是可以先作好阅读储存。我们中国教育有很好的传统,古典作品就是,它有两个好处,一是阅读了内容,二是训练了语言。左棠一生读了大量的东西,他对新疆、甘肃和祁连山那里的山川地貌研究得很透彻,后来一有机会,成就了他平定西北的大业。在上学时面前挂一张地图,研究世界。在学校里强调读书常必要的。作家也要重视阅读。文章还是有规律的,要研究要探索,现在的一些年轻人什么都敢说,者无畏,这是要吃亏的。基本规律在那里管着,你不知,不懂,没有读到,走到一定时候就走不动了。还是要大量阅读,特别要多读经典。
记者:我最早接触您的文章是《晋祠》,那时我是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教书。后来我是一名记者,又读你的《没有新闻的角落》。对那本书,还有每一篇新闻背后的故事和体会,我读得很认真,也读得很兴奋,那虽是一本新闻作品以及采访体会集,但我感觉那完全就是一本优美的散文集。我知道,你也曾经是一名新闻记者,又当过的副总编辑,还当过国家新闻出版署副署长,你是如何看待新闻中的散文笔法?你觉得可以像写散文那样写新闻吗?你的很多像散文一样美好的新闻作品,能够发表,除了质量之外,是否和你当时的身份有关系?如果是别人这样写,能否发表?你对新闻散文化笔法怎么看?
《总编手记(修订版)》主要是2000年到2006年底作者梁衡在《》任副总编期间的改稿记录。说是记录,但不是流水账,琐碎不要,只留思考。这是一个与前面完全不同的角度。 《总编手记(修订版)》收录了《从历史长河回望新闻的浪花》;《每一个将军都有一个假想敌,每一个评论都要有一个真靶子》;《“黑板报 ”式、“文件”式专版,让人生厌》等文章。
梁衡:先说明一下,我发新闻作品时还是个小记者,普通记者。所以发新闻作品与身份无关。到新闻出版署后,就只写新闻理论、管理理论方面的文章,不再写新闻稿了。
新闻有个老问题:枯燥,不耐看,那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正子是加强的新闻性,内在的信息量;邪子是从形式上作文章,把新闻散文化,以为读者就爱看了。当然,你如果小说化、戏剧化,读者可能更爱看,但这些子行不通,因为它已不是新闻。读者反而不看。这是大的写作原则、原理问题。
其实新闻写作散文化是新闻老前辈提出来的,那一代战火中成长的新闻人一般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文学理论、新闻理论、修辞原理训练,可以理解。我在新闻出版署工作期间,《新闻出版报》曾就新闻能不能散文化,有过长达半年的讨论,最后请我写一篇结论文章。我的观点是:新闻不能散文化。写了一篇《消息不能散文化》,指出新闻和文学的12点不同。最主要的不同是:新闻是消极修辞,文学是积极修辞,从陈望道先生的《修辞学发凡》的原理说起。从这个大的分野来看,新闻是不能散文化的。但新闻可以借鉴文学的典型性,借鉴文学的语言,达到鲜明生动准确。
记者:这次发活动在咸阳举行。我注意到,近年来你对大树、古树比较有兴趣,也写了这方面的有影响的文章,而且你写过的一些地方就成为景点,可以给这个地方带去旅游效益。你也来过咸阳几次,有没有在咸阳发现一棵可进入你笔下的树?
本书收录了著名作家梁衡五十年来关于阅读与写作的70篇文章。较为全面的阐述了他的文学创作历程与。梁衡在新闻与文学创作方面都是独树一帜,后期创作的散文及人物散文善用分析和形象表现,因此,作品大多视野宏阔,充满磅礴气势。作品融大事、大情、大理于一体,具有强烈的现实感和时代气息。本书中的文学研究文章首次结集出版,有着一定的市场号召力。
梁衡:我也想给咸阳做点贡献,但是这太难了。全国的古树很多,但我需要的是有人文故事的古树,所以我创立了一门新学科“人文森林学”。这门学科主要研究人与树木的文化关系。我要写的树,它不仅要古老,更要负载有真实的历史人物、事件。就是通过树木这个角度、这个载体来写人类的历史。我把它叫做《树史记》。在咸阳曾经选中两棵,但资料不够,写不成。还在找。这和写人物一样,要有耐心。过去我发表的19棵人文古树,写一棵一般要三年,最长的《左公柳》前后用了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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