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侨乐土”还是饿殍满地？

　　■厦门沦陷时期的货币:“伪厦门劝业银行”发行的纸币（正面）。

　　日本人实行粮食配给制度:日本人每人每月24斤，日本狗每头每月12斤，（日籍）台湾人、朝鲜人每人每月18斤，而中国人则每人每月2斤粮食，“且统制甚严，无处购买，致饿死至众”。

　　文/供图黄绍坚

　　“自由港”之梦

　　1938年6月28日，就在厦门沦陷后不久，日本《大阪每日新闻》上发表一篇文章:《我们南方政策的新基地，厦门再现华侨乐土，英国阴谋曝光》。

　　这篇由厦门特派通讯员梅田撰写的文章，显然是写给日本普通读者读的。文章详细介绍了厦门的重要战略地理位置，说:“只要我方占领厦门，就可以削弱英国在远东的基地香港的军事价值，甚至可以在必要的时候切断英国通过新加坡、香港通往远东的运输线。”

　　文章强调，仅仅在国防上认识厦门的价值是不对的，厦门作为福建的门户，作为日本南进南洋的转进地，想直接从厦门获取庞大的经济利益是危险的。文章指出，厦门是个全岛都由岩石包围的海岛，只有少量的平地，工业未开发，是个纯粹的消费城市，是个南洋华侨的出入境据点，只靠南洋华侨的汇款生存着而已。为此，作者大声呼吁:“厦门复兴的大事业，就是建设自由港……（以此）逼退香港作为工商贸易港的地位。”

　　毫无疑问，这位梅田特派员是站在为日本侵略者出谋划策的角度，提出建设“厦门自由港”的设想。但是，他确实敏感地意识到，民国时期的厦门，作为一个海岛型、消费型城市，所面临的生存困境。

　　1938年5月，厦门沦陷之后，厦门四周的城镇和广阔的乡村:同安、晋江、海澄、龙溪、漳州、泉州，仍然牢牢控制在国民政府手中。即使是厦门对岸的鼓浪屿，也依然是英、美、法庇护下的公共租界。为了继续推行其夺取南洋石油、橡胶等重要战略物资的“南进政策”，日本侵略者既没有能力、也不敢分兵占领上述地区。

　　于是，海岛型、消费型城市厦门，很快便陷入生存危机。

　　“伪厦门劝业银行”

　　1939年7月1日，厦门沦陷1年多后，在日寇扶植下，“伪厦门特别市政府”成立，汉奸李思贤就任“伪市长”。当年的“伪厦门特别市”，行政区划范围包括厦门岛、金门岛、浯屿。

　　仅仅7个月后，1940年2月16日，由殷雪圃、陈长福、金馥生等人发起组织的“伪厦门劝业银行”，在大汉路（今中山路）开业。这个银行的董事长，也是汉奸李思贤。

　　“伪厦门劝业银行”，还在厦门发行伪币，帮助日寇掠夺厦门经济、金融财富。《厦门市志》记载:“厦门沦陷期间，日伪设立劝业银行，于民国29年（1940年）2月，发行角、分纸辅币，面额有1角、2角、5角和1分、5分等5种。同年，又发行3万元、5万元定额本票，充当货币流通。”

　　对于“伪厦门劝业银行”发行的伪币，当时国民政府第三战区司令部所办的机关报《前线日报》，愤怒地称其为“冥钞”。

　　“繁荣”的谎言

　　厦门沦陷期间，1941年，出版了一部名为《新厦门指南》的旅游介绍类小册子。小册子中吹嘘说，厦门沦陷后，“本市繁荣有突飞猛进态势。经济状况，由中日经济提携而得树立新经济体制，一向依赖华侨汇款之厦门经济，今已脱出依赖之域，几或有独立经济之可能性。各业有自给自足之裕，尤其是当局指导得宜，与市商会暨日本商工会议所之积极的活动下，百商渐进于发展之境域。且有中日合办之公司出现，厦市之经济更加一层裕如。”

　　这完全是日伪汉奸的谎言，实际的情形如何呢？

　　1942年1月10日，《福建新闻》（厦门版）报道:“复查过去厦门市场商业，全赖我过往侨客藉以支撑，现因南洋交通断绝，侨客绝迹，厦门各旅社客栈、酒楼菜馆、西货商店大受影响，冷落萧条，纷纷倒闭，即娼寮、妓馆，亦皆关门大吉，厦鼓金融陷于冻结绝境。”

　　《新厦门指南》的封面、封底，均未标注编者，只标明该书由日寇控制下的《华南新日报》社出版。厦门市图书馆的书目检索显示，《新厦门指南》的编者为杨滴翠。我专门查过抗战胜利后由“第三战区金厦汉奸案件处理委员会”公布的《闽台汉奸罪行纪实》，却找不到“杨滴翠”这个名字，不知这位文化汉奸，如何逃过战后制裁？

　　配给碎米2斤，饿死至众

　　抗战胜利后，1946年11月，当年的厦门市政府统计室编撰了《厦门市抗战损失》一文，指出，沦陷期间，当厦门市粮食极度缺乏时，日本人实行粮食配给制度，具体分配办法为:日本人每人每月24斤，日本狗每头每月12斤，（日籍）台湾人、朝鲜人每人每月18斤，而中国人则每人每月2斤粮食，“且统制甚严，无处购买，致饿死至众”。

　　这种直欲致人死地的配给制，并非文学夸张。1951年4月18日，《江声报》报道，厦门市思明区第一夜校的姚老师，在控诉会上说:“当厦门沦陷时间，厦门人每月配给碎米2斤，而台湾浪人所喂养的犬，一个月配给白米15斤。中国人民简直不如一只狗。因此，厦门人没有米吃，只得去找‘猪母菜’和‘浒苔’等充当副食。所以那时一般老百姓吃了野菜四肢都浮肿起来，只要跌了一跤，便不会爬起来而死掉的。”

　　厦门本来就是个消费型城市，粮食一向依赖进口。据《厦门市志》记载，民国1～26年（1912～1937年），华米年均输入厦门7.27万担。但是，厦门沦陷后，洋米无法进口，而在1940年，“漳、泉严格控制大米出境，华米输入（厦门）仅2.76万担”；“民国29～34年（1940～1945年），华粉输入中断”。为弥补厦门粮食缺口，不得不从日本控制下的各地，进口大量豆类和豆饼来充饥，“最多为民国32年（1943年），两种各输入294106担（豆类）和119688担（豆饼）”。

　　粮食供应的紧张，尤其在厦门沦陷末期，最为突出。1944年5月，日本人控制下的《全闽新日报》，也不得不公开承认:“目前因粮食问题日趋严重，当局正在妥筹补救”，“厦门特别市政府，为圆滑处理本市粮食问题，即筹组厦门特别市粮食委员会”。而当时厦门的太上皇、日本人本多嘉郎，也只得在讲话中承认:“际兹大东亚战争趋进炽烈决胜期间中，事关安定粮食、与推进民生活力，系属最切要之问题”。

　　老百姓什么都缺

　　翻阅厦门沦陷时期档案史料，令人颇为震惊。当年厦门百姓的生活，什么都缺，民不聊生。

　　薪柴:1940年11月8日，《福建民报》登载了一则消息《厦门柴、炭奇缺》，消息中称:“厦门、鼓屿二地，近米、柴、炭奇缺，伪市府派人赴台湾采购，运厦高价出售。在其组织之柴炭消费社，从中垄断，规定全市民户应向该社购置，每元只10余斤。”

　　食盐:同样是《福建民报》，1940年12月13日，又登出另一则消息《厦岛食盐恐慌异常》:“厦岛本非产盐区。未沦陷前，盐源大部分依靠晋东沿海等产盐地供给。近来我沿海之防务固若金汤，敌寇兵力稀薄，无法实行强盗式之掠夺，致一月来大闹盐荒。”

　　电力:到抗战末期的1945年，厦门百姓的生活，更是陷入绝境。彼时，因燃料缺乏，厦门、鼓浪屿已无电力供应，但日本占领当局为维持厦鼓电灯公司的运转，仍强迫命令住户照旧按月缴纳电表租及起码度数的电费

　　交通:因燃料缺乏，当时的“伪厦门特别市政府”，除1辆自备车辆以酒精代燃料可行驶外，全市其余车辆全部停驶。

　　厦门沦陷，给城市造成重创。战前，厦门人口26.5万，战后仅剩88692人，不及三分之一。

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