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等手段大大加强了对大学的约束和控制，而不是如当年的学生所愿大学获取了更多的性和度。筑波大学是日本为强化管控所建的“榜样”大学，其前身是“东京教育大学”——日本第一所师范大学，最早的校园在东京市中心，后来搬到了现在的郊区。日本的文部省（相当于中国教育部）等部门主要通过经济支持和法律条规来控制大学，让大学更多地依赖于。比如说，“”之前，日本的没有校方的请求和允许是不能随便进入校园的，这是大学性的一个标志。但“”之后，就可以随时出入校园了。另一方面，现在的日本学生大都非常安静，对社会问题也是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姿态。大学的各种问题已经不再是社会关注的焦点了。
虽然没有积极参与“”，我也得到了思考和讨论一些社会问题的机会，从这一点来说，“”对我们这一代人的成长发展是有利的。在那样的时代，对将来的职业当然会有更多的思考。刚上大学的时候，我选择了伦理学专业，每天读三份，《朝日新闻》《读卖新闻》和《每日新闻》，关心，希望日后能成为一名记者。但我逐渐发现自己并不想过每天追求“新闻”的日子，而是比较喜欢更深入地理解人生和世界，开始对哲学、佛教学以及一般意义上的教学感兴趣。
以佛教学为专业的学生大多出身于，广义上说都是僧侣，但也有不少像我这样的普通人。在日本这样一个传统的佛教社会，学习佛教向来都不是什么特殊的事情。尤其是二战前后出现了“创价学会”、“灵友会”、“立正佼成会”这样一些新兴佛教团体，吸引了很多我父母辈的人，这当然也影响到了我对传统佛教和新兴佛教的看法。另外，我不是家中的长子，父母并不在意我将来从事什么样的职业，所以当我选择佛教为专业，从伦理学研究室转到印度哲学研究室时，他们并没有什么意见。
我觉得学习动机对一个人的专业选择来说最为重要。我一开始对镰仓时代的日本佛教最感兴趣，尤其是真创始人亲鸾、曹洞创始元、日莲创始人日莲三位祖师的思想。因为我想知道日本的佛教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派，而每个派又各不相同，真、禅、日莲等是如何发展出来的？要解决这些问题，首先就要学习佛教史，不仅要学习日本佛教史，还要学习中国佛教史和印度佛教史等完整的发展历史。这是我进入佛教学领域的一个基本动机。
可能算是一个巧合吧，当我准备以大乘佛教为基本的学习方向时，正好有一个机会参加了三枝充悳教授在筑波大学开设的有关《中论》的课程。三枝教授的专业一半是印度佛教中观学，另一半是早期佛教。《中论》是印度佛教中观派祖师龙树（二至三世纪）的主要作品，由鸠摩罗什翻译为汉文后，对中国、日本的佛教都有很大的影响。这部论著的思辨性和逻辑性都很强，不容易读懂，但很吸引我。我觉得通过了解龙树的中观思想，不仅能够往前追溯印度佛教的早期发展历史，也可以向后认识佛教在中国、日本的进一步演变。龙树可以说是佛教发展史上的关键人物，中观学也逐渐成了我学习和研究的主攻方向。作为背景知识的相关内容虽然都需要学习，但我们不可能成为面面俱到的专家，因而只需要对自己最感兴趣的东西进行深入学习就可以了。对源头的追溯应该是有限度的，并不是每位佛教学者都首先需要成为梵文学家或者印度学家。
我对日本社会当下发生着的佛教和教现象感兴趣，也对已经成为传统的佛教思想与历史文化感兴趣，大概是这两方面的结合让我在大学本科期间慢慢了学习和研究佛教的道。
为什么几乎每一代日本学者都在编写各种佛教辞典和工具书？
斎藤明：在传统社会，只有佛教僧侣和一小部分知识有机会学习佛教的经典文献，一般日本人是不读也读不懂佛教经典的。大部分日本人都可以称为佛，但绝大部分人都不理解佛教的思想。人们定期去，但很可能不知道自己家族所属的是哪个派，更不知道各个派之间还有很大的差别。比如，有人会说“我记得葬礼上念的是《般若心经》”，但他不知道念这部经的不是就是禅，当然也不会知道念“南无”的是或者真。
这种情况其实体现了佛教发展的一个危机：佛教术语和经典文献对现代人来说越来越难，越来越多的日本人无解佛教的语言和思想，对佛教的亲近感正在逐渐消失，经常会听到很多人一提起佛教就说：“好难啊！不懂！”佛教专门术语和现代日语的差别越来越大已经是无可的事实。尤其是单个汉字的术语，如“五蕴”的“蕴”、“四谛”中的“集”等常见词汇，不经过专门学习几乎是不可能真正理解其含义的。每次在给本科生开设“佛教入门”、“佛教概论”这样的基础课程时，对术语和专有名词的解释总是比较费劲费时，因为现在很多年轻的日本学生在上大学之前几乎没有机会学习佛教知识。佛教在当前社会下的发展问题，会直接影响到学术研究的现状和前景。
现在日本的人文学科研究领域，已经很少有型的学者了。中村元（1912-1999）教授曾是之一，他在全社会的影响很大，这主要是因为他用现代通行的词汇和表述翻译了很多佛教与印度哲学的经典，研究著述也多是通俗易懂的笔法。很多日本人都觉得中村教授的翻译和研究都非常好读，不晦涩，“佛教味”也不浓。对受过专业训练的佛和职业学者来说，浓重的“佛教味”可能读起来比较亲切，但对大部分普者和来讲，“佛教味”过浓的现代作品就会与传统经典一样“难读”，是不受欢迎的。
作为学者，应该努力想办决现代人读不懂经典的问题，不要让佛教越来越脱离社会与普通。为此可以做的一项基本工作就是，用现代的语言清晰地解释这些已经远离人们生活的词汇和表述。编写辞典与工具书不失为一种既学术又具有普及效果的工作——不仅为同行学者的研究提供便利，也是向大众传授正确的佛教知识。
中村元、长尾雅人（1907-2005）等学者都曾经试图以个人的力量来解决这一问题，但就现在的学术发展来说，学者个人的力量已经远远不够了，而且很多时候不同的学者对同一术语有不同的理解，很难达到一致。所以，我们以团队合作的形式，在日本学术振兴会和文部省的支持下，开展长期的“佛教术语宝库”项目，对佛教术语进行新一轮的标准化，用简明易懂的现代日语来解释专有名词，并配上中文、英文、法文等，让更多的日本人甚至外国人能读懂、能理解基本术语，让更多的年轻人不再感觉佛教文献是难读的甚至是过时的。
对中国的佛教学者来说，进行学术研究时，在何种程度上沿用或者古代的术语和表达，要比我们日本学者困难很多。有些名词术语在学术圈内很适用，但普通已经读不懂了，可是如果古代译法，又会使研究失去佛教特色，这也是很多人不愿意看到的。这种取舍当然取决于学者个人的喜好，但我的还是现代的翻译与研究要贴近现代的语言和学术界，这样有利于和其他学科交流，才有可能被广泛地接受。当然，学术语言和日常用语之间的协调平衡是很难的，这不仅限于佛教学研究，也是哲学、历史学等各个人文学科共同面临的问题。只是在日本、中国这样以佛教为传统文化的社会，同时考虑学术的纯粹性和学问的流行度的时候，佛教学者会有更多的顾虑与困惑。
我也在负责编辑出版学术性的普及读物《丛书·大乘佛教》（全十卷，春秋社），这是继1980年代平川彰等教授主编《·大乘佛教》（全十卷，春秋社）之后的又一次面向全社会的基础普及工作。这对扩大佛教在当代日本社会的影响，保持学术研究的生命活力是很重要的。“普及”不是“布道”，不是越浅显越好，而是要有一定的学术规范和水准，还要随着研究的推进不断地更新知识与理解。
日本有一半左右的职业佛教学者同时也是僧侣，如何处理学术研究与教之间的关系？
斎藤明：确实有很多僧侣，或者严格来说是家庭出身的人，在大学和研究所里全职研究佛教、培养学生，东京大学佛教学专业的历任教授一半左右都曾是的住持。现代日本的僧侣与中国的完全不同，虽然也承担着教职能，但明治以来“肉食妻带”，已经与甚至普通人没什么区别了。英语学界越来越倾向于称呼日本的僧侣为priest而不是monk。中国的则都是monk，是真正意义上的“出家人”。事实上，有祖业寺产的学者，一般都有较好的经济保障，能更好地投入学术研究这一比较清贫的事业。当然，的责任和义务也会占去他们一定的研究时间。
佛教学研究可以是对释迦牟尼、龙树、玄奘、亲鸾等祖师的研究，也可以是对某一阶段、某一学派发展历史的研究，或者是对中观、唯识等某一具体思想的研究，还有对某一或石窟的壁画、造像等的研究。大部分学者主要从事以书写或非书写的材料为基础的文本 / 文物研究。即使是被认为教性和实践性极强的密教，在日本的学术研究也是以语文学为基础的文本研究。对于佛教特有的与等实践性内容，学者至少应该理解这些活动对佛教来说都常重要的。而且，应该广理解佛教的实践活动，比如念诵“南无”、“南无妙法莲华经”等都是教性实践，不一定非要到里去才算。
每个学者都有自己对佛教、人生、世界的体会与认识，可以称为自己的想法或哲学。但是，当我们写作学术论文的时候，自己的与个人的哲学不应该影响学术讨论的过程与结果。我们可以向别人讲述自己的佛教哲学与经验，但不是发表在《印度学佛教学研究》这样的学术期刊，而是在其他的教性刊物，或者出版自己的书籍。然而似乎不可避免的是，从长远来看，个人的与会影响到我们的学术研究。这可能是佛教学者多多少少都会面临的一种困境。
我不属于特定的派，但对佛教很有感情，对佛教的思想与文化也有自己的理解，并且一直在试图深化自己的认识，但我的理解不是抛开文本的凭空想象。作为大学的老师和学者，往往被希望传授知识本身，我们的教学和研究必须以文本、图像、雕塑等材料为基础，而不是以自己的空想为基础。我们还经常需要根据文本等材料改变自己的一些想法，否则的话，教学和研究工作都将变得没有根基，意义不大了。
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是，佛教学以佛教为研究对象，作为学术研究的佛教学对佛教本身的发展有什么作用或贡献？我们的研究对象和内容是有着两千五百多年历史，并且至今仍鲜活着的教，而不是死去的干尸。如果眼看着佛教本身发展不佳甚至逐渐的话，我们现在学习与研究的意义何在？作为学者，不仅要努力从事自己个人的学术研究工作，也要尽可能推动这门学科在学界和社会的良好发展，使之长久，这是一种责任和担当。■
封面斎藤明像：李媛 绘
删除。
网友评论 ()条 查看